除了这个情境之外，你能看到女人的贤淑时刻大概只有婚礼时短暂的一瞬了。我不是说女人应该永远贤淑，应该保持住一附端庄的样子给男人看，这想法政治上不正确，大逆不道，令人发指，我举双手反对。可是，我不能消灭我的感觉，感觉这东西就像胃口，不是理性所能改变的。我有一串山顶洞人的肠胃，娘的，我怎么就生了一串山顶洞人的肠胃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北京，在我祖先的窝棚里烧一柱高香。
烤肉串的是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还带着一顶新疆式的小帽，鼻子眉骨也蛮高，可是却没有少数民族的那种灵气和开朗，而是以一种汉人特有的呆板目光和动作茫然注视着炭火摆弄着竹签。他用一把蒲扇不急不徐地扇动炭火，雪白的炭灰飘扬而出，在空中摇摆，旋转，缓缓落在烤炉四周，落在他的袖口上，堆在无人落坐的空板凳上。衣服的炭灰越攒越多，烤肉人在身上、袖口上胡乱拍了几下，又在脸上抹了一把--这个动作使他更为蓬头垢面；而那顶维吾尔族的小帽，却因雪白炭灰的堆积而更富灵气。"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我刚啃了几口肉串，周大明和李晟也在小街口上出现了，看样子也是从大街上回来的，步履和手臂的动作还沾染着逛大街的随和与轻快。他们在小街上走了一段，就慢慢变成懒散拖沓，犹如快进录像带时你看到的一朵花的枯萎过程。
我们把他们叫了过来，寝室的四个人便在排档摊子前凑齐了。索性都坐下来，热热闹闹，"甘此膻腥食。"卖炭翁转过身来，眼睛一亮，露出狡黠的笑容："各位老板......。"一刹间，我怀疑这人是从高桥镇过来的；没准这家伙在镇上哪家饭馆掌过勺，曾在一场殴斗中在一个没付饭钱的酒鬼屁股上浇了一勺沸腾的花生油。现在这家伙躲进城来了，老实了，我是说表面上老实了。我们这个民族装起孙子来个个无师自通。
在大家的羊肉都快吃完的时候，我抹抹嘴终于鼓起勇气问了他们这句话："你们--嗯--以前--做过梦没有？我是说，小时候，那种--特大的梦？"
我结结巴巴说完这句话，随即浑身都是不自在，像吞了一只苍蝇。我扭头看见那个浓妆的女子正把脑袋往怀里缩去，而无法掩饰的笑，从她嘴角朝后脖颈一路爬上去。
至于几个同窗的面孔，我简直连看都不敢看。
我屏气等了足有半分钟，大明才第一个说，他一度相信，长大了定会成个物理学家，就像爱因斯坦。
了不得，孟波说，我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当个将军什么的。
李晟吞吞吐吐，"说不上来，"他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当老师。"
小赵，你呢？孟波的女友问。
造卫星，很多的卫星，当然，还有火箭，我说。
"看来你们小时候志向都不低，但是恐怕，要等到下辈子了吧！"孟波的女友竟然说了这话，搞得我对她的好感顿时灰飞烟灭，简直想怂恿孟波跟她吹了算了。
我和大明、李晟回到宿舍时已接近傍晚，那一小块晴天早就缩到灰乎乎的云后去了。我忽然心血来潮，对大明说，让我帮你拾掇一下破音响吧。
见大明表情狐疑，我又说，我帮你配两只真正的音箱，还有低音泡，弄个功放，肯定比现在这破玩艺儿强得多--我的条件是，今后别再听《重归苏莲托》啦。
大明扫了一眼他的音响，说："谁说我要拾掇它？说不定我已经敝帚自珍了呐！"
假如你毕业工作了两年，而且是做教师，当你再回到学校念书，你就会体验到一种特别的滋味。你会对这种回锅的学生生活感到腻歪。当然，这种腻歪在有些人那里并不那么强烈，在另一些人那里就特别强烈，好比有人对青霉素过敏，一针下去就要死要活，而换个人却安然无恙。
我在高桥镇当了两年多的教师，装模作样惯了，却更看不得别人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比如教《教育心理学》的老章，那种好为人师、真理在握的样子叫人难受。她动不动就来一句："从我们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仿佛她拥有了一个最伟大的角度，而且这个角度又跟她是那么的关系密切。
章老师说，在我们中国，关于儿童多动症的研究还相当落后，那些不注意听讲，上课捣乱的"坏"孩子，她说，从我们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可能只是一些多动症的患者，需要帮助治疗的。
当她说到"治疗"这个词时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顿时觉得自己正是不良少年，从她的教育心理学角度来看，需要用"利他林"治疗矫正的。
有天课上章老师果然把她的宝贝"利他林"带来了一瓶，喜滋滋地说，这是了不起的发明，解决了教育者的不少难题。
一幅图景展现在我面前：未来世界的课堂上，未来的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嗑下小药片儿，用炯炯的目光捉住黑板和章教师，伟大的知识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
我当了两年多中学教师和班主任，习惯了把土坷垃说成狗头金。而现在我坐在省城教师进修学院的大教室里，看着那瓶小药片，实在不能不把自己朝白痴那个方向去想。"......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将融化在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儿看......。"自从有了学校，不适合学校的人就成了不良少年；自从有了黑板，不能盯着黑板看的人都成了多动症患者；总有一天，那些生下来不能安坐于教室和桌椅板凳之间的人，在娘胎里就得给做掉。
我在省城只进修了一个多学期就辍了学。对此我可以找到有成百上千个理由，也许并不是哪一个理由促成我这辈子的第一次辍学。也许是所有的理由合在一起，凑成一个"感觉很差。"但是也可能只有一个理由：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辍过学，我要辍学。当我决计辍学的时候，浑身一阵轻松，这快意决不亚于当年我跟父母的一刀两断。
我辍了学，坐着火车，去了江南的N城，那是95年春天。我离开省城那天给武老师打了个电话，说我要走了。武老师很惊异，她说，不是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吗？有什么不能忍的呐？我一时又患了失语症，不知说什么好。武老师不停地劝："为了文凭，有什么不能忍的呢？"云云。
我几乎被她说服了。几乎。
5
我和什月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十分疏落，通常只是在大节日的时候互寄一张写有"新年好""圣诞快乐"之类的明信片而已。现在我们开始用电子邮件，却也不比从前的联系更多。便捷的通讯方式，并未将人们联系得更紧，它使千里万里之外的另一个人变得毫不神秘，伸手可及，人们便不用想着对方了。
我最近一次见到什月是在一九九八年初。那时什月已经大专毕业，回高桥镇当了一年多的数学教师，并且出落得时髦漂亮。她的那层"土气，"如同她肤色的黝黑，已经褪到若隐若现的程度。不过这未必值得庆贺，女人摆脱了乡土气，等着她们的是小市民气，如同从黄土窑洞里走出来却一头扎进了棚户区，这下场只是更糟糕--假如把"土气"看作糟糕的话。但是这下场却如秋去冬来自然而然。天上神仙有时拿人间女人的命运作赌，把注下在"小市民"这一边的，总是赢得酣畅淋漓十拿九稳；而下在另一边的，老是输得神魂失据，每每哀叹自己过于理想主义。什月能否成为例外，我们只好拭目以待，再过些年才能知道。
什月已经到崔威所在的城市去了多次，但是他们的关系似乎没什么进展。其实所谓"进展，"我的意思无非就是"结婚"--还能有别的什么进展吗？但是我对"结婚"这个词有几分腻歪，所以话未出口，就已被潜意识偷换成"进展"了。不过，"进展"这个词在我尚有另一层抽象的意思。发生在我周围的情事，我本能地希望它们都有所进展，或者干脆散伙拉倒。我不喜欢它们悬而未决--纵然我是局外人，却也因这些事体验到某种莫名的心理压力。电视连续剧就是为我这类人拍的，编剧们对这种压力了如指掌，总是给一桩情事留下进展的余地，或者让这情事接力棒似的从一个传到另一个。可恨的是他们爱卖关子，把评书艺人的那套把戏拿来依葫芦画瓢。"若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假如你期望一切都有个"结局，"就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老想知道后事如何，所以老是被人分解。
什月谈高桥镇，仿佛在谈论一个蛮荒之地。她说再这样下去，她怕要成古董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没有鼓动她"出来。"
"好在我就要离开高桥镇，调涂门去了，"什月说。
"高校长--你大伯，一定帮了大忙了？"（那时高校长已经调到涂门市教育局。）
"怎么，又看不惯了？"什月说，（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什月有些脸红，）"可是你们觉得怎么才算公平？你晓得，我数学好，但是头一年因为文科不好就考不上，为什么数学比我差得多的反倒能上数学系？"
女人就是敏感，我其实并没有讥讽的意思。不过，当年我和崔威帮什月补课的时候，有事没事就顺带着愤世嫉俗一把，这一定培养了她对我们的警觉。
"是啊，当年我就是因为降龙十八掌没练好，上不了电子工程系。"
"呵呵，当年你在班里第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