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据说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北海时栖身的所在。除此可供留恶之外，其它实无可观。
伊尔库次克以西，东方色彩，亦逐渐淡薄而趋于消失。这城是西伯利亚的首府，为既往总督驻节地。其规模之大，工业之盛，在当时的西伯利亚区，实首屈一指。这从车站建筑之宏伟及工厂烟囱之林立情况下，亦可窥知一二。但时势推移，不久之后，这种优势，又为其它新兴城市所取代了。苏境内有几座大桥，其中以伏尔加（旧称涅瓦河）大桥为最长。桥的两瑞及中间桥墩上，都站有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甚为严密。火车过桥，必将窗门关闭，不准窥视，仅可从时间上推知其长度而已，漫长的旅程，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到达终点——莫斯科。若自广州出发之日算起，沿途连行带住，大约是一个月光景。”
孙逸仙大学，位莫斯科阿罗罕街，坐东朝西，是一座平庸的方形建筑物、正面有个花园，当中是甬道，两旁栽了些花木。隔着马路．座落着一所大教堂，建筑甚别致，中间突出一个大圆顶，四面环绕着四个圆顶，成莲花形，据称规模仅次于罗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广场，即是“孙大”学生早操、散步、溜冰运动的场所。
苏联平民，差不多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15]保密反正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学校的建筑规模，比想象中差得多，它的外表象个党政机关，而不象个生动活泼的大学。经国对一这些都不介意，到革命的摇篮里，读书求知，并不是他万里迢迢的目的。
当他跨进“孙大”的大门，等迎着的是一群自京、津先期到达的同学，问长问短，亲切热情。事务长博古列也夫，早做好充分的准备，从饭票、理发票、电车票、寝具到日用品如梳子、鞋油等，井井有条，一应俱全。经国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学校方面为每一个人准备好奇怪的俄罗斯名字。尼古拉同志，从此长期替代建丰和经国。听起来怪别扭，感觉却很新鲜。
学校采小班制上课，经国和其它二十一位同学，“恰好编作一个教授班”，教室宽大，每人大桌子一张，上课、自修、开会、休息都在此。
课程计有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资本论）、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
一天八小时课程，“其余一半时间”，毛以亨说“学生都在开会，讨论问题做结论。[16]
王觉源也说“孙大”是以学术做幌子，没有念书求知这回事，它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有会，清早有会，午夜有会，会不完，不准去上课，上课的是“学院派”、“个人主义”：会不停，不许吃饭。吃饭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私主义”。
这种训练，极其机械刻板，他们为它定了名字—“行动学习”，包括下列四种：(1)自我批评，各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竹，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
不幸，这样的训练方式．后来经国把它移植到中国，台湾北投的复兴岗就是成功的“孙大”翻版。校长王升没有去过苏联，却学会拉狄克、米夫的本事，且弄得维妙维肖。
名义上，“孙大”为纪念孙逸仙而设，目的为中国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全部课程中，没有半个钟点涉猎到三民主义造就的干部，亦以训练共产党人为目标。
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领袖的，计有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乌兰夫和蒋经国且是坐同一张凳子的“孙大”同学。[17]
早期中国留学生，上课靠翻译做桥梁，日本如此，苏联亦不例外。但经国苦学俄语，他的俄文，即此时奠下的基础。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和签汀时，他是成员之一，以后担任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协助熊式辉和苏联人办交涉，也都借重他的俄文和旅苏经验。马林科夫偏说他讲的俄语听不懂，则是故意奚落的成分居多了。开学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始举行开学典礼。那天，
“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亲临主持，[18]地点假工会的大厦举行，礼堂正中，孙中山、列宁的画像并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动性的言辞，打动台下无数听众。经国的感觉，与众不同。蒋先生一九二三年访苏，遇到的正是这位军事天才，他对托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后变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由此开其端。
革命后的苏联，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中国的留学生，则出奇的慷慨。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改三餐，面包黑自兼备，取之不尽。牛奶肉类，绰有余裕。生活津贴，每月二十卢布，一般多花在烟、酒和“中国饭”上。
男女关系，本着“性解放”的风气，十分随便，交往对象，先是自己人，再向外发展“向俄罗斯女孩进攻”。精力正旺的经国，“不弹此调，有空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19]
反映经国当时对赤都的印象，可借助部的他写的日记。
“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从前能够读书的，只是富家子孙，现在每个劳动者，都有读书的机会。当然的，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所以，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现在我们莫斯科大学中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这都是将来为人民创造幸福的人们，我今天虽然很苦，但将来是幸福的……。
有位铁匠出身的国家商店店员，因为算错了帐，受到讥讽，但却表示他的信心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工厂的党部就派我来此学习，只要能吃苦，有恒心，令天算得虽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革命以前这都是莫斯科资本家大商人的避署处。现在都归国有，给劳动者享福！这是我们俄国革命者流血的结果。从前在这许多房屋中，这样好的风景区内，只有三、四十个有钱的剥削者，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现在所内有八百个工人休养。”[20]
字里行间，尼古拉同志，对他未来的“祖国”，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国的希望，进而人类的希望，全靠苏联做救星。共产主义、列宁、托洛茨基，将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的光芒。
革命后的新生事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布尔乔维亚们，朝气蓬勃，的确胸怀大志，以解救人类为己任，配合巧妙的宣传，伟大的空话，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心目中震荡，包括约翰·里德，[21]那位美国作家在内。
不幸地，很多虚假的东西，乌托邦式的理想，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智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
正因为信仰坚定，“孙大”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抵达赤都的第八个星期，以火箭速度，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要求。[22]
很多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到了莫斯科后，降为后补，经国轻易地纳入组织，第三国际东方部的特殊青睐，拆开来看，别有用心。
办“孙大”，在国民党身上下注，苏联当局，既非办慈善事业，它的目的明显不过；经济投资，为政治服务。把国民党人，改变为共产党员。经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他能走在群众前面，对“中国国民党旅莫左派”的游离派，其诱导和示范作用，会有非凡的功效。
由共青团，后来升为预备党员，等于开过戒的出家人，很多同学之类钦羡不已。但是，到他回国前夕，苏联当局实际上已停止他的党权，卸下袈裟，毅然还俗，一九七0年，“台独”公开指责他未脱离党（共产）籍，其实是不明真相，或借题发挥。
注释：
[1]Ytteh Shedg ．Sun Yat-Sen University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f1 Personal Account，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P. 9盛岳，留苏六年，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之一。在国府驻乌拉圭大使任后退休，现居伯拉奥托市。
[2]加拉罕付代理人民外交理事长，后任驻中国大使（北洋政府）。
[3]中国国民党党章，鲍罗延根据苏联共产党党章，译成英文，廖仲恺改译为中文，延用迄今。
[4]同[1]。
[5]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一九六九年九月，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王觉源和经国等二十二人，第一批留苏学生，前住东联，曾任国防大学教授，观已退休。
[6]同[1]。盛岳和王觉源的数字，相差二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