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7]哥伦比亚大学编《民国人名大辞典》。
[8]《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 ,一九八三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9]同[7]。
[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1]陈忠人著《纪念外婆一陈洁如》，香港《百姓》49期（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12]同[5]。
[13]同[5]。
[14]同[5]。
[15]同[1]。
[16]毛以亨著《苏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7]蒋经国自己承认，和乌兰夫同坐一张凳子。
[18]同[1]。
[19] 同[1]。
[20]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21]约翰·里德（John Reed)著《震撼的世界十日》，拍摄电影，一九八二年得纪录片奖。
[22]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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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尼古拉同志
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一对临时凑合的野鸳鸯（mar-riage of convenience)。国民党人，借联俄以内抗军阀，外御帝国主义。苏联鉴于欧洲的共产运动，已趋式微，为了避免孤立，急于在东方寻找出路，那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就订下的长期策略。
战术上，认定列强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霸占掠夺，只有在唯一的条件下方能如愿以偿，即永远保持一个衰弱和的裂的中国。因应之道，是将中国革命阵线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牢固的大联盟。中国人口多，且都是世代耕种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农民队伍”。
共产党的力量，当时还不够壮大，尚在襁褓时期，陈独秀等这批骨干，一时毕竟成不了大器。将就形势，必须先在国民党头上投资，把共产党人，巧妙地寄生到国民党的组织里，等待时机，再决战摊牌。
这种纯以利害结合的“合作”，随时会因利害的违背而分裂，关键在乎形势和条件。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有警惕，国共间的冲突斗争，愈来愈表面化。然而，绝据割席的形势，尚不具备。
北伐军的进展，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一九二六年十月，革命军已席卷两湖和赣闽。就在这个时候，南方政府北移的结果，权力中心分化，南昌的总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互唱对台。
宁汉的裂的症结在夺权，国民党内的左翼提出“反对军事独裁”、“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对象是蒋介石、张静江。蒋介石握有枪杆子，兼有国民党内的右翼集团做后盾。岂是这么轻易就范的，加上上海财团的大量经济援助，于是全力反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乘中共方面丝毫无备之际，使出杀手锏，把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和中共的党员干部，用机枪大刀，杀得血流成渠。国民党称此为“清党”，中共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或“四一二大屠杀”。
第三国际原寄厚望于唐生智、冯玉样和蒋介石较量一下，讵料这最后的希望亦告落空，武汉政府解体，莫斯科的钦差人臣鲍罗廷等，弄得一脸晦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七月黯然归国。
中国国内形势的遽变，虽有其必然性，托洛茨基、斯人林等却从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蒋介石翻起脸来，如此六亲不认。
三月底，上海工人群众起义，支援革命军争夺上海的军事行动，二十一日，白宝生的部队全面溃败，国民军胜利占领。
消息传到莫斯科，“孙大”学生的狂喜，如晴天霹雳，有的彼此拥抱，相互握手，有的涕泪交流，难抑喜悦情绪。[1]《国际新闻通讯》记下当时苏联的反应，“孙大”学生的回声。
“上海收复的消息，今晨在莫斯科传开，首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工厂下班后，各地纷纷集会，听取革命军大捷的意义。
下午四点，第三国际广场前，逾千群众集会。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结队游街时，担任前导。墨兹同志、卡洛罗夫同志以及中共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集会至黄昏始散…。”[2]
《真理报》社论，以“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题，大胆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和获得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
俄罗斯少女，围着中国留学生，广送秋波，认为这批人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群。比较大胆的，甚至主动献身，要求被带回中国。
四月五日，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尚坚持没有驱逐国民党右派的必要，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
“孙大”筹备隆重庆祝“五一”，一幅巨大的蒋介石油画肖像，正赶工绘制中，准备红场游行时，和马、恩、列等同时亮相，表示对蒋的尊崇。[3]
讵料，坏消息紧随着好消息而来。过早的乐观，证明有欠成熟，蒋介石心头一狠，枪头转向，以往意气奋发的工人纠察队、地下党，转眼间，失踪、屠杀，全成了国军刀下冤魂。
这一幕人间惨状，在那部描写智利政变的影片《失踪》里，能帮助我们窥其大概。
“孙大”群情哗然，通过群众集会，批评声讨，一致通过致武汉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其中声讨最激烈，言词最动人的，首推蒋经国。据一个目击者说：“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数天后，发表声明一纸，公开谴责，塔斯社予以传达世界各地，译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4]
经国此举，和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大相径庭，卫道之士啧有烦言，可是，我们别忘了，他的处境和他当时是共青团员这个事实，中共革命期间，包括建国后的“土改”、“五反”，不也是要求党员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吗？我们又何能偏责作为贤者的经国！
中国上空的风雷，虽给旅苏的“孙大”学生，带来尴尬处境，苏联人改以鄙视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只经国的声誉，与日俱增。
盛岳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5]
夏天，第三国际东方部，看大势已去，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学生归国，谷正纲等人，乃于此时归返。
武汉政府举行清党后，苏联当局恼羞成怒，采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
假设照这方案执行，经国后期的十年苏联生活，即可避免了。其奈，苏联方面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变上项决定。鲍罗廷的意见是：“此时遣送中国学生回国，等于帮助国民党执行其清党工作，如系共产分子，等于送他们上刀俎，不如及时控制及软禁这批青年。如其不愿，等待相当时日后，再行遣送，亦不致误事。到那时候，中国的革命情势，或能好转。纵或不能，国民党中央，对于由苏回国的学生，即令不加杀害，也会不敢去信任。”[6]
第三国际，非仅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且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选送到列宁格勒，进入红军军政学校（Central一Tolrnatchef Mititary＆PoliticalInstitute）深造。
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他的对手；外斗，罗斯福亦差之远甚。[7]就斯大林言，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
托玛卡军政学校，位于列宁格勒的尼罗河畔，对面矗立彼得官，左面是共和大桥，右面是彼得半岛。苏联城市中，仅列宁格勒最富欧洲建筑色彩，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经国对这故都，印象深刻，所以，他说“列宁城中的风景有特别的风味。”
这里，是正规的军事学府，组成分子和“孙大”大异其趣。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用军事技术，是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所在。
经国一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拥有二级上将军衔，引起不少非议。可是勃列日涅夫生前，不也是升为苏联陆军元帅吗？战场经验固一无所有，却是正宗军校出身，后来被斯大林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Tukashevsky），就是他的战术教官。
托玛卡学校，除了教军事，同时教政治。红军以政治为灵魂，且区分党的工作与军事政治工作两种。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他自己的心得：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8]
红军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解放军依样画葫芦，把美式装备的国军，三年内，摧枯拉朽，打得一败涂地，担任国军政工局长的“孙大”学生邓文仪，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