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
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上海的流氓势力，的确很大，假使当局真有足够贮藏的物资，商人的计策，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击破的。这个解释，似乎有存疑的余地。
抢购摆长龙的现象，开始于十月四日，南京当局，却自一日起，加强管制扩大区域，经国的权限已不止上海了，《生活杂志》说，“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反映当时情况的经国日记，最具参考价值：
十月三日……十时，主持检查委员会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的办法，大家的气已不如以往的旺盛，这是和今天的困难环境互相发生关系的现象。
十月四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五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和黄金的黑市交易……。
十月六日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23]
经国所说的“困难环境”，指的是济南失守，他在十月的《反省录》里，曾坦承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局势。”经国强调过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是不可分的，现在济南失利，人心动摇，应变措施当然会把金圆券拉下马来。
最矛盾的是，政府一面严格限价，一面领头加税，十月初，宣布“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丝、烟叶，七种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烟酒燃起了星星之火，再加上燎原的油棉，抢购潮乃变成万马奔腾的洪流，迅成泽国。这等于中央主管单位，先给经国砍断一条腿。
上级扯经国的腿，地方干部也要捋他的虎须，有个现成的例子，市政府社会局长吴开先，未得蒋氏同意，批准绒线厂盘上涨五成，并发表谈话，列举数字，说明批准涨价的苦衷，被经国所否决。
“扬子案”是这个阶段最大的打击因素之一，经国过去一个多月来的声威，从此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他的政冶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扬子案”众说纷纭，真相如何，到今天还是个谜，据经国自己的说法，是外面扩大其事。二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可是，另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 M. Panikkar）在其旅华回忆《In TwoChinas, Memoir of a Diplomat》所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市。翌晨（十月一日）飞沪，经过宋美龄从中干预，此一丑闻，喧嚣中外，不日，孔令侃飞美。
另据曹聚仁的记载：“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己经束手无策了。”退职记者在《哀江南书》里提到，孔令侃看姨父的时间，是十月九日的上午，在经国“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之后。参考各种可得的史料，相互印证，“第一夫人”插手“扬子案”，使经国受挫，已成不争的事实。
家族干政，豪门当道，群情哗然的后果，接着就是“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忙。”总崩溃前夕的这一幕，乃在观众的惋惜声中，黑灯暗场。
了解十月三日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妨把这以后大公报的新闻摘要，检查一下：
十月三日无锡、杭州有抢购现象，食米限购五斗，鲜鱼鸡蛋绝迹。黄牛、单帮大活跃，有组织的抢购物资外运。
十月八日两监委到沪调查扬子囤积案。造纸业建议销毁法币作原料，可维持六个月之用。
十月十六日经管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使用全力扑灭黑市行动。金钞黑市已发现，换发身分证，准备全面配售日用品。
十月二十一日工业界在无办法中挣扎，实物交换盛行。
十月二十二日翁文灏邀蒋经国商谈安定经济新办法。
十月二十三日排队买面包。
十月二十四日北平教授（毛子水，朱光潜等）为民请命。
十月二十九日蒋经国赴京前，告重要干部，坚决反对开放限价。食米藏入棺材，床下抄出火腿。
从上列新闻中所勾出的一幅图画，可用四个字来说明，“危哉殆矣”。经国自己的描写，“本星期（十月三日至九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更是不断的告急警报；十月十四日，“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十月十六日，“今天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十月十八日“……许许多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一天天严重。”抢购到了排山倒海的地步，捉拿、枪杀……这些手段，也就到了黔驴技穷的阶段。经改会斗法的对象，非仅是“奸商”、“流氓”，还加上警察和七百万人民。面对如许庞大的势力，即使是“戡建队”“青服队”一百倍的力量，也难照顾周到。
经改会的最后一着棋，是在市区的一个小菜场上，每天派出服务小组，配合辖区警察，执行检查监督。别看市场虽小，“小菜场是大上海社会的缩影”，服务工作最容易发生困扰的也在小菜场，流氓持暴凌弱，到处造成群众骚动，需要派武装人员持枪实弹前往镇压。“警察和商人勾结，设法帮商人疏通，包庇商人为非作歹”。管制人员在场内管制，买卖双方则在场外交易。所以经国看到这个莫可奈何的现象，才写下“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住气，有若干干部，心理已经开始动摇，这是如何可虑。”
干部动摇，首脑部门，何尝不动摇。高阶层立场的动摇，十月中旬即开始，二十日翁文灏召集经管要员开会，“无具体结果”，但次日经国访翁谈话的结论：“财政部没有一定的办法和主张，颇有动摇不定的状态。”二十七日的会议，经管的丧钟，终于响起了。
会议开了三天，“鸽”、“鹰”两派，曾有激烈的争辩，主题在“议价”、“限价”之争。主张议价的，实际上是投降派，认为限价既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抢购物资的现象和黑市猖撅的结果，事实上倒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故不如干脆议价为宜。主张限价的是“改组派”，也就是所谓的“死硬派”，“力争限价的取消，就等于宣告经改工作的失败，等于宣告金圆券的崩溃，结果徒使物价——甫经就范的野马（事实并未就范），又脱去缰绳去任性奔驰，民命国脉，将不知伊于胡底。”改组派还认为，只要政府能掌握物资，就可随时动用，可以用区域间以货易货的办法，换取必须的食粮和农业品，其次配合精确的配给制度，使这些物资合宜地分配到市民手里，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免掉黄牛党的套汇囤积。
经国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死硬派”这一边的，他在日记里，有很清晰地交待。“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
行政院的经改讣闻，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夕，尚有两处起程炮。
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撅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怒交织。
真正反映知识的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的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
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
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