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一九五O年台湾的六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三十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被称为“民族救星”的蒋先生，无非绕着空洞的“成仁”哲学，大做文章。
“战争的台风”没有如蒋经国的预期，光临危殆中的台湾。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却在朝鲜半岛登陆。
那是个星期天，部队休假，机关停摆，金日成借用日本人的惯技，乘南朝鲜不备，跨过三十八度线，发动全线总攻击。李承晚的守军，仅有八个师的番号，约九万人，空军只有训练侦察机十余架，既无战车，又无战车防御炮。[6]强敌当前，摧枯拉朽。北军迅速占领开城、春川等要地，直到距离汉城仅二十五英里的议政府这一线，方遭南军第二、七两个师的有组织的抵抗。
消息传到台北，蒋先生正用早餐，负责简报的是经国。所获情况，零星混乱，直到深夜十点，始接邵毓麟大使首次报告，了解大致的进犯战况，半小时后，续电抵达。蒋先生望眼欲穿的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他的初步反应，大致和邵的研判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7]
前面说及杜鲁门和蒋关系，以及美国的“袖手政策”。假使，朝鲜战争未起，杜鲁门、艾奇逊乐得看蒋的笑话，看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沉沦。蒋自己更清楚，华府彻底的遗弃他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三百六十度的改变。[8]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联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结合五角大楼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更其众口一心，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的直接反应，咸认朝鲜战争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的，新中国不幸为此集团的新进成员。[9]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府，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有关台湾部的，援引如下：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10]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九艘船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弋。旋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访台，但别忘记，在是年六月以前，美国留驻台湾的只有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11]
形势突变，气氛迥异，七月底贾纳德少将，派驻台湾，接踵而来的是麦克阿瑟元帅戏剧性的台湾之行。
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警报解除，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蒋甚至幻想，乘着历史的浪潮，借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
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七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被提名的精英人物共十六名，[12]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二十五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改选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吴的重要性，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国民党，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插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从国民党组织功能去了解，国民党是党天下，党权高于政权，政府的一切举措，唯党命是从。这是当年抄袭于苏联的作法，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悬殊。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
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