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检察官继问出凶杀案发生时的室外灯光的问题，于是凶手乃又从容置答，庭谕当晚九时赴阳明山勘查灯光。[9]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十点十分，辩论终结，法官宣读案情综迷后，要求陪审员用良心投票，不受典论影响，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十一点正，法庭的门，予以封闭，全体陪审员进入密室从事栽决投票。
依据美国军法规定，经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后，检察官不得提请上诉。判决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因四人回避，三分之二，即六人以上，可投票定案。
十二点五十五分，陪审员经过一小时四十分的磋商决议，菲尔德上校，宣布开庭，获得结论，旋即宣称：‘本案被告雷诺被控任意杀人，经本法庭陪审团审讯调查结果，投票表决，宣判无罪。’
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对判决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妻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美国的法律程序，承袭大英帝国，假定被告无辜，而由检方搜集证据，使被告无所遁形，最后定谳。法官扮演的角色，仅在审讯过程中，负责两造律师讯问证人时，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好比一个会议讨论表决的主席，但非会议决策的最后主宰。陪审员作出仲裁，法官依法判罪，凭其主观好恶，在特定的刑期内，有所伸缩。因此，本案的关键，乃系于陪审员的选择，要问陪审员中有无少数民族在内？陪审员有无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台湾当局在本案开庭前，应延聘在美国执业的律师(ABA会员）参与全部作业，那位雷诺就不可能如此轻易过关。
中国方面，不此之图，仅从外交途径、舆论攻势上下手。合理的解释，包括在美国念高中、大学的叶公超在内，对美国的法律知识，了解得极其有限，也可能出于疏忽的因素。
纯依中国人的心理处境、价值系统、原始情感、历史文化，‘杀人者死’，是一种千年不变的定论。至于‘自卫杀人’，闻所未闻。进而英美法律的作业方式、内容，和中国的“六法全书”、审案程序，有什么差异？诚如殷海光教授所说，没有人愿意作‘无色彩的思考’（colorless thinking)。[10]凭直觉的刺激，主观的反应。美军法庭说雷诺无罪，台湾的一千六百万中国人，就认为是‘一出戏’，‘审判过程有失公平’。
最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是下面一段话：‘舍去一切条约法律条文不谈，杀人者无罪，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我国法律与英、美法律诚有不同之处，但立法观点不致是鼓励杀人者无罪。’”[11]
这位记者先生的说法，显然没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没有研究对方的法律精神，是人云亦云的情绪主义者。西方法律，固不鼓励杀人（全世界没有这种法律），杀人者死，在死刑免除以前，和中国的殊无二致。但致人死地，比较慎重，其中涉及人权思想，即使一切证据齐全，亦必须经过法定程序（due.process of law），旷时费日，所费不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行政、法分开的制度，也都是在民国以后，幕后更有党组织操纵控制。美国这种三权的立的司法精神，中国的老百姓，怎么会懂呢？即使懂，也接受不了，因为，浓烈的民族感情，早掩盖了他们清醒的大脑。
“法律事件用法律解决，本来是很单纯的，然而，人间的事常常没有这样的单纯”，“一旦落入政治情况和心理因素相当复杂而微妙的亚洲地区，判决的结果怎样，会诱发这些因素而衍生严重的后果。”[12]那就是，静态的因素，受到刺激，发展为动态的因素。
仇外心理，自鸦片战争后，即潜藏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而且随时会与民族意识相混合，只是被压抑而已。美国军护台湾，免于中共的攫夺，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惠（不错，美国有其自私的目的），台湾军民并不抹杀美国人的贡献，但部分美国人的所做所为，令中国人既羡且妒，由妒生恨，同是事实。殷海光指出下面两点：
“（1）恩主姿态。若干美国人对中国人有意无意流露一副恩主姿态。在言谈应对之间似乎比照出两个不同的高下阶层；中国人是受恩者，位于低一等的阶层。这一种若有意若无意的划分，若隐若显的界线，捉之无物，感之则令人有动于衷，慨乎梗塞于心。此情此境，最易勾起中国人的自卑感；而对比地越发觉得这些美国人骄傲。可巧美国人的个子又高又大，更易把他们的盛气凌人的气概衬托出来，发扬光大。
（2）生活方式之不同。美国是一个富甲天下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观念义与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有很远的距离。此时此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大都感到结婚非易，苦闷沉沉。而美兵到处，当地女子垂手可得。中国年轻人看到眼里，岂有开心之理？中国当上校的军官不见得有适合的住宅。而美军一来，即使是一名上士，一也可租赁高级住宅。至于仆欧、家庭用具、出入交通工具，在在高人一等。这不算美国人的错。但是，在台湾，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美国人占绝对少数。这种实际生活的比照，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看来特别顶眼。穷人对富人总是难免在潜意识中发生妒嫉念头的。这种妒嫉念头，平时沉淀到意识深处，一有机会，哪有不趁机发作之理？”[13]
其实，对美国人普遍不满的心理状态，并非台湾一地为然。《丑恶的美国人》一书的作者，曾作无情揭发。但这种情况的产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排外主义．加上“一个力量足够的因素，使其饱和”，即会爆发。官方居然没有觉察到，且火上加油，起决定性作用的，尤其是官方控制下的台北舆论。
审汛过程中，销数最大的《联合报》，除以巨大篇幅，描叙全部情况，甚至，预作评论，那篇《沉默的关注》一文，陈咄咄逼人之势。文章说：
“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在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中国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美国人的生命价值是否‘同值’，美国在经援军援之外，能否进一步以其公正的法律，赢得盟邦的人心？”[14]
而作者却又自打嘴巴的说：“审讯期间，未便遽加评断，”第二天。以《第六点计划》为题，再发议论，讥讽美国“援外是第五点，任意杀受援国家的人民是第六点”。[15]
五月二十四日，该报几乎以二分之一的篇幅，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加上耸人听闻的社论——《抗议美军蔑视人权》，挑拨全岛人民愤慨激怒的情绪，一场狂飙，因而触发。客观地说，官方有意无意地，是事件的始作俑者，采取消极态度，任令事态发展。正如蒋先生事后责备沈昌焕（外交部次长）所说的：“为什么不把审判地点弄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16]
序幕拉开，正戏于宣判后的二十四小时，在台北市郑州路的美国大使馆前演出。根据目击者的记录，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五月二十四日清晨，台北地区，发出防空演习的空袭警报，一般人习以为常，没有当它是一回事，这天恰巧是星期五，因为非十三日，并不符合洋迷信。上午十点一刻，刘自然的未亡人，肩着一块中英文书写的双语招牌，走到大使馆门前，表示对雷诺宣判无罪的抗议。英文是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Protest against U．S．Court martial's unfair, un－just decision!（杀人犯雷诺无罪吗？抗议美国军事法庭不公平的判决）。中文分两行，第一行是“杀人者无罪”五个大字，第二行“我控诉！我抗议！”[18]
使馆官员据报，派人出来请刘奥特华到使馆内面谈，为她拒绝。十点四十分，大批警察到场，负责官员中有台北市警察局长刘国宪、督察长宣善屿以及台湾省警务处外事科长张汉光等。据说，系应美方的要求。
警察和刘的遗孀，曾有如下的对话：
警：希望你到使馆里同他们当面谈谈！
刘：我不进去，门外是中国的领土，我有权在这里站，我不踏入他们的范围！
警：你可以把你的抗议向我们外交部报告，外交部会替你处理。
刘：外交部代表国家，应该有所表示，这只是我个人的杭议，不必通过外交部。
警：刘太太的悲哀，我们都很了解和同情。
刘：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国人的悲哀。[18]
台湾属戒严时期，任何抗议、游行、示威，为法律所不许。奇怪地，刘太太受到特别的优待。警察局长刘国宪，亲到现场，问她一句：“你是不是想制造事件？”她说：“我丈夫被人白白打死，难道连在自己领土上作一个无言的抗议都不行吗？”局长大人居然格外开恩，悻悻然而去。
究竟刘国宪局长是天良发现，出诸恻隐之心，抑奉命不干预？迄今是个解不开的谜。
正午时刻，围着看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据《联合报》记者的估计，约二百人左右。一中广公司记者王大空[19]、洪缙曾，抵达现场，要求刘奥特华为“全国同胞讲讲她心中的话”。对着麦克风，她失声大哭，一字一泪地说：“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为中国人……抗议。除非，美国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满意……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