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20]十分钟后，上述谈话录音，在空中播出。
现场一位台籍妇人，触景生情，和刘奥特华一道涕泪横流，激起群众更大的同情，全场气氛，凝重而凄惋。突然有人大喊：“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再无法抑制了，等于一根洋火，丢在炸药上，开始爆炸燃烧。
一点十分，仅少数人试着翻越使馆西侧的围墙，十的钟后，群众麇集逾千，开始石子攻击，一点四十分，数百人冲进使馆，翻箱倒柜，任意捣毁砸烂汽车、玻璃、桌椅，俨然，庚子年义和团事件的重演。暴民们甚至将星条旗扯下，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群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予以回响。
使馆四周的墙头上，站满人群，且“每打毁一件什么东西，外面便有人叫好，于是打的人，愈来愈勇敢，索性连百叶窗和冷气机也乱砸。”[22]
三点十五分，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到场，不用说，情治单位人马，密切注视情势的发展，为数甚为可观。奇怪地，他们只作壁上观，并无意使用其平素的权威。
就在这个时候，成功中学的学生约五十人，着整齐制服，佩救国团臂章，由军训教官带队，列达使馆院内，高举标语旗子，大呼口号，为暴民助阵。[22]成功中学校长是潘振球，经国的高足，没有上级指示，他敢公然派学生出来闹事打美国大使馆吗？而且，事后免受惩罚，岂非出奇的偶然！
愤怒的群众，数度纵火．幸为停在使馆门外的救火车所扑灭。四点二十的，在地下室发现有躲藏的使馆官员，施以拳脚，为警方保护脱离。美联社的记者慕沙，差点受到围殴，幸赖在场的中国记者帮他打圆场，始有惊无险。
五点整，官方看到情势有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危险，乐于宣布戒严，并用水龙头冲击人群，暂时获得安静。
但一小时后，使馆再度被围，七点四十分，暴民冲过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使馆内室，作彻底的破坏。其中，且有人持器具将使馆的保险柜打开，取走大批秘密档案文件。当然，那就远非一般老百姓的杰作了。
群众一面围攻大使馆，一面进军设在中山堂前的美国新闻处和设在台糖大楼内的美军协防司令部。及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起美国新闻处对面的台北市警察局来。魏大刚有如下的记叙：
“晚七时整，台湾卫戍部正式宣布戒严，一批批武装部队开到协防司令部门前和新闻处门前，这时不知什么人说警局逮捕了人，于是有人冲进警局。最初警局用好话劝阻包围的人们，请他们让开些，并请派代表进来看看有没有人被逮捕。但包围者坚决不肯退却，不久有人在警局车房放火烧车，同时一群学生冲进了二楼，于是枪声响了，演成一幕混战场面，结果是有十个骚动分子受伤，一个死亡，警察方面，也有五六人受伤。”[23]
事情演变到围攻台北警察局的阶段，警局内门窗、办公桌椅，遭到无情捣毁，瓦斯、枪、催泪弹同时并用，警察民众，互有伤亡，一这给当局发出强有力的讯号：（1）仇外情绪转嫁到警察身上，暴动的性质，发生变化。（2）除非立即获得控制，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将因而动摇。有关方面乃紧急下令各广播电台，停止一切对刘自然同情的文稿的播送与报导，改以严肃的语气，呼吁群众，保持冷静。
蒋先生得到事态严重的报告，大为震怒，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以及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同时调动武装部队，进驻台北市区，执行戒严宵禁，以期镇压群众，维持秩序。深夜十一点，情势始受控制。
出事当天，蓝钦大使在香港度假，闻讯于五点四十的赶回台北，即驱车到博爱路的外交部，访问叶公超部长，面提严重抗议，并由叶陪同，巡视已满目疮痍的劫后使馆。
当局的一时孟浪，致死一人，[24]伤三十八人。美国使馆和台北市警局被毁的财物，官方虽未公布统计数字，当在美金五万之间。第二天，俞鸿钧内阁总辞，为他代罪的除黄（珍吾）、刘（炜）、乐（干）等人，《联合报》的记者林振霆，迄今犹囚绿岛。
五月二十六日，蒋先生接见蓝钦，表示陪礼道歉，事情于是告一段落。但华府的善后，就够董显光大使辛苦的了。
华府官方的反应，先是“惊愕”，包括拿人手软的游说团要角诺兰、勃里奇、周以德等在内，接着有裁减顾问团人数之议。
民间的反应，那就没有官员们理性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的一篇社论，写得文情并茂，足资反映当时的美国民情。部分摘录如下：
“蒋说‘五二四’事件是群众自然的反应。蒋经国说：‘少数人情绪冲动，对刘自然案判决不满而已。’易言之，那是种莫名因素中的无以言状的情绪，使得暴民们有系统地，将一个友邦使馆的家具、汽车、密码机和公文柜捣毁，而这个国家，正是台湾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污辱我们国旗那回事了。
就这个方式的情绪爆发，‘五二四’事件，实乃精心策划。一连好几天，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即围着军法审判的事，大事煽动。暴民领袖带着工具去开启使馆的保密箱，明显地计算到，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任务。
如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所说：‘没有人幕后指示，中国人不会疯狂地为一个死者大张旗鼓，中国的人命太不值钱了，这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么是谁，或者哪个政治团体发动这样的进攻呢？目下是个谜，但很明白的，那是个有力人士。赫斯特报系和约翰·欧·唐诺（Jonh Q' Donnel）是主张台湾为远东堡垒的死硬派，已经宣布，那是共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杰出表演，如果，红色间谋如此横行，我们远东的堡垒还安全吗？
据其它方面的消息，这个策划人是国民党内的极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们要问，当暴民们侵占美国使馆之际，蒋和他的继承人在干什么？除了负责台湾的特务工作，经国还掌握着青年救国团，何况他自己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训练。
在台湾，美国还有什么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们拿钱装备的陆海空军，不愿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更免谈拿我们七亿七千万经政援助的民众了，他们仅看着星条旗平白被扯下。”[25]《国家》杂志批评得更露骨。社论说：
“我们并不奇怪，台湾先说‘五二四’是共党煽动的结果，且很快会找到证据，很快又改变语气，说是自然的、不幸的骤然愤怒( flare-up）。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决难想象，这种海盗式的行为，会危害到他自己的战利品，那末再无别的因素了，除非蒋的助手们希望台湾解放，通过不流血政变，让蒋乘美国军舰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会合。
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果真总统先生如传说中那么愤怒，美国外交政策，还不从中国游说团手里解放出来吗？”[26]
埃德蒙·克拉布(O，Edmond Cluhb)，曾驻华十八年的外交官，以《梦幻的破落》为题，予以抨击。他说：
“我们要求赔偿，那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吗？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台湾政策’了。下列难题，势必被迫找到答案：
(1) 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是否已到严重的关头？
(2) 失去中国，难道我们又受到‘失去台湾’的咸胁吗？
（3）我们的对台政策又遭到挫折吗？”
克拉布又说：
“自我欺骗，是我们对台政策一贯的支柱，那种方法，已经失灵。因为，我们终于不再受骗。现在，我们能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如何解决台湾的将来，和调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是我们当前的课题。现在，我们了解甚至我们的盟友并不接受我们的教条．我们将被迫在台湾问题上，和日本、印度、英国持相同的看法。最近台北发生的事强调一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已为时无多。”[27]
美国的舆论走向，客观地说，是一边倒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苛刻指责，它们只知道盛气凌人，片面强调美国的法律尊严，而疏忽了“中国人的反应”。唯独殷海光教授《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一文，哲理与事实兼顾，公正与客观并重。下面一段话，最发人深省。
“近若干年来，许多有醒觉的中国人对美国一直寄予向往之情。他们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象征。这些中国人把美国估计得很高。他们热心地期待美国领导。雷案发生之初，大家本乎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认为‘美国人不会不公正的’。万想不到裁判的结果竟是杀人者无罪。多么令人失望！等到不满之情酿成骚乱事件以后，他们所看得见的只是森严的外交面孔。对干雷案之曲直，反而搁置一旁，亦若无足轻重。这使他们发生疑问：美国的公平在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还不是靠钱势压人？
雷案判决结果如此，照中国人看来是一个错。现在美国官方又拿因雷案而引起的外交局面抹煞了原有的问题。这在中国一般人看来是错上加错。
可是，在美国一般人看来，你们中国人‘以怨报德’。我们美国人对你们这样好。你们仅仅因着雷案没有依照你们的法律观念判决，你们就翻脸不认朋友，捣毁我们的大使馆，撕毁我们的国旗，殴打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