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现在，这机器被分成了三摊，蔡智诚负责携带发信机，其他的收信机、共用器、收缩天线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交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个人的背囊上都挂着几颗手雷，有命令说如果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必须引爆炸弹破坏设备——这是美军顾问的要求。
机舱里还堆放着准备投放到战区的军粮。空投的时候，这些粮食不用系挂降落伞、直接从飞机上扔下去就行。为了不至于摔坏，大米和面粉被分装成了一个个小口袋，可这些袋子全都是湿漉漉的，再经过飞行过程中的颠簸和积压，甚至能够淌出水来。
蔡智诚听说过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机场，负责管理空投物资的是“伞兵军械所”。这军械所原本就是伞兵的摺伞处，下辖百来号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给弹药箱子捆绑降落伞、二是把粮食装进军用空投袋。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和白面是一百磅一包装的，每包九十来斤重，军械所在拆散分装的时候就往粮食里掺水，这样实际只装了八十斤不到，他们再把克扣下来的大米和白面拿到黑市上去卖，于是就发了大财。
（军械所的主任是新调进伞兵部队的陈家懋中校，蔡智诚没有和这人打过交道，只知道他是黄埔十五期的毕业生、张绪滋司令的湖北老乡，以前还曾经做过老张的副官什么的。在当时，蔡教官当然想不到陈家懋的身份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贪污军粮”的做法是对敌斗争的一部分，“倒卖粮食”也是为了给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
空运队的机组人员显然也得到了克扣军粮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机舱地板上的积水熟视无睹，满脑子里只关心着战场上空的云量。听见无线电里通报“空投地区的云量为一”，陈纳德公司的雇员们立刻手忙脚乱地穿上了防弹衣。
云量为一，意思是云层只遮盖了天空的百分之十，这样的气象条件当然可以实施空投，但地面上的机枪同样也能够瞄准天上的飞机。“杜蒂”号的美国机长一边继续唱着：“我们去看大法师……”，一边把带有钢片的防弹背心垫在屁股底下，蔡智诚向他打听空降点的风力是多少，这家伙耸耸肩膀，表示不知道。
上午九时，运输机群抵达目的地，十二架C46从双堆集的东南方向进入战场上空。
舱门打开了，蔡智诚探头向下望去，只见茫茫的大地上连一棵树也没有，尽是一团团的灰色和白色。那白色的是积雪，灰色的是被炮火翻犁过的土地，在这灰与白的色块之间还有一道道暗褐色的细线，那是战壕，是攻方和守方的几乎连在一起的坑道。
空中的气象晴好，地面的标志物十分容易判断。双堆集周边的地形一马平川，只有两座三十来米高的土堆，一个叫尖谷堆、一个叫平谷堆（这一带当时叫做“谷堆集”，双堆集是解放后取的新地名），第十二兵团的空投点就设在土堆的东北面，这片空地上原本有一条简易跑道可以供“蚊式”飞机起降，可自从陈赓的中野4纵于12月9日攻克沈庄（沈家湖）之后，这个小机场就处于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无法继续使用了。
运输机群的飞行高度为1200（规程要求是800米，但民航飞机通常都飞得很高）、航向10点，十二架C46保持队形，以相同的速度沿着东南—西北轴线相继跟进。领航机投下第一袋物资后，其他飞机也开始把机舱里的货物往下扔。这“CAT”公司是只送粮食不送弹药的（淮海战场负责空运弹药的是空军第十大队），所以从飞机上丢下去的东西全都没有带降落伞，成百上千的物品从舱门里倾泻出来，密密麻麻、一串接着一串，就象投炸弹一样，蔡智诚他们当然不敢在这个时候实施跳伞，否则非被米袋子或者面袋子砸死不可。
扔完货物，机群开始爬高返航，只有“杜蒂”号单独向右转向、从双堆集的东北方再次进入战场——现在该轮到伞降小组行动了。
这时候，地面的火力不停地射向空中，机枪子弹时不时地击中飞机的外壳，发出“呯呯嘭嘭”的声音。机组乘员都用焦躁的眼光盯着跳伞小组，那表情就好象恨不得一脚把他们都踢下去似的。
终于又能够看见双堆集的小土堆了，蔡智诚一挥手，两个部下就接连跃出了飞机。这俩人使用的全是挂钩伞。那时候的T型降落伞没有引导伞装置，拉绳一端的弹簧钩挂在机舱钢缆上、另一端连着伞包锁。伞兵离舱后由拉绳直接把主伞拽出来，人在开伞时的身体姿态是倾斜的，甚至还会被拽得翻跟头，所以经常出现伞衣打结、人变“粽子”的情况。
四秒钟之后，两位组员的降落伞都张开了，蔡组长这才亲自跳进了空中。
蔡智诚的背上没有系拉绳，跃出舱门之后，水平惯性和飞机气流的力量使得他接连翻了好几个筋斗，但这时候的蔡中校已经不是昆明军训时的那个小少尉了，他立刻张开双臂，很快就将不规则的翻滚转变成了垂直坠落。
从理论上讲，使用手抛伞时的最佳速度为每秒40—50米（也称平衡速度）。通常情况下，经验丰富的跳伞员应该能够通过调整身体姿态将自己的下坠速度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但蔡智诚这时却难以办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练习跳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背上正驮着一台通信机，那个挂着手雷的累赘弄得他在空中的动作十分别扭，也使得他的下坠速度越来越快，于是，在仓促之间，蔡智诚终于忍不住扯开了伞包的拉环。
手抛伞很快就打开了，开伞位置距离地面还有三四百米，时机的选择显然是太早了一些。但这样的高度已经比别人的状况理想多了，因为这时候，另外两名组员的降落伞还在八百米以上晃悠呢。
几乎就在开伞的同时，蔡智诚感觉到了强劲的风力，一股来自西南方向的气流正把他的降落伞向北面推去——从一般规律而言，冬季的华中平原通常是刮北风的，所以伞降小组在不了解地面风力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从战场的东北角离舱。因为这样既可以利用飞机航行的惯性、也可以借助东北风的吹送向包围圈中心移动，正好可以落在空投点的附近——可谁知道，1948年12月10日的上午，双堆集的天空刮起的居然是西南风！
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抬头望去，高空中的两朵伞花正斜斜地飘向北边的共军阵地方向，蔡智诚一眼就断定他俩已经没救了。
40年代的降落伞虽然已经配备了方向操纵装置，但效果其实是十分微弱的，伞降的轨迹主要还是取决于空中的气流。特别是象绳拉伞这样的主伞，伞面是圆的，投影面积接近七十平米，遇到气流就乱飘，遇到上升气流甚至还会往上飞，抵御风力的能力非常差。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定，风力4级（和风，每秒6米）以上就不能实施伞兵空降，而在12月10号这天，蔡智诚他们遇上的竟是每秒10米的5级劲风！
迄今为止，能够有效抵御每秒10米风力的只有翼型伞（这种运动伞是上世纪70年代才发明的，蔡智诚当然没有用过），而40年代的手抛伞是圆形的，它的伞面只有二十平米，受风力的影响不象主伞那么明显，而且由于伞面小，操纵索可以更容易地改变伞布的形状，所以操纵性能比大伞要好一些。
降落伞的操纵原理其实很简单——当拉下伞布一侧的时候，空气就会朝上翘的另一侧排出，降落伞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就朝着倾斜的一方飘移。所以一拉左边绳子降落伞就往左边跑、一拉右边绳子降落伞就朝右边跑（两边一起拉？你不想活啦？！）
也别说，蔡智诚当时确实就是两边绳子一起拉的。
由于风力过大，操纵方向已经失去了意义，降落伞无可控制地朝着北边飞去。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可能避免被俘的办法就是尽量加快降落的速度，在飘到共军阵地上空之前就落到地面上，于是，蔡智诚只好孤注一掷地同时拉下了两侧的操纵绳。手抛伞的伞面本来就小，再把四角朝下一拽，空气阻力面就更小了，降落伞立刻呈半坠落的方式往下掉，并且出现了摇摆和旋转现象，这在伞兵的术语里叫做“侧滑”。根据条例，侧滑的速度不能超过每秒12米，而且伞降人员必须在150米高度以上改出侧滑，但蔡智诚这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在80米的高度仍然没有放手，下坠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0米以上。
说实话，蔡中校之所以如此玩命，并不是因为具有“党国文天祥，摔死不投降”的决心，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从飞机上蹦出来的三具降落伞中，只有蔡智诚最接近地面。人家步兵打伞兵的习惯从来就是“打低不打高”，所以地上的步枪机枪全都对准了这倒霉蛋，而蔡伞兵在空中的位置又正好处于共军阵地的前沿，等他下降到二百来米的高度时，解放军发觉想抓住这个俘虏恐怕有点玄了，当即就开了火，顿时，半空里的弹雨横飞，二十平米的伞面立刻被穿了十七八个洞，要不是降落伞正在侧滑、而且又摇摆又旋转的，蔡教官也许早就被打成了筛子，所以，在这么多催命的子弹面前，他怎么敢放松下降的速度。
虽然没有被打死，但弄不好却是会摔死的。伞兵规定的安全着陆速度应当控制在每秒八米以下，但蔡智诚此时已经超过了上限的三倍，他自己十分清楚这样摔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也在拼命地寻找着救命的方法，正当降落伞距离地面只有80米左右的时候，他发觉右前方出现一片反光，好象是个水塘，于是立即就松开了左操纵索，孤注一掷地朝着右边俯冲过去……
幸好，那里还真是个水深一米多的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