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因此，个体已经不单是一个代理人和某些行动的参与者，而也是别人应当考虑的目标本身。
中世纪人的世界是精神上的全体性（人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人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与等级上的阶层团体性（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层）的矛盾统一。他必须同时按照两个不同的读数系统看待和评价自己：按照一个读数系统，他的存在是全体的、统一的和宗教的，按照另一个读数系统，他的存在是本位的、多重的和世俗的。人的标准范式和经验的自我意识也都依此发生变化。
中世纪早期的人很重感情，表现感情的方式强烈而毫不隐晦。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动辄哈哈大笑（这种表现绝非偶然）
；为了表示悲哀，查理大帝的骑士以及皇帝自己都会当众嚎啕大哭。但是，中世纪的礼仪却是非常刻板的。
在中世纪，个体自我意识以及集体自我意识的功能都是属于教会人士、首先是属于修士阶层的。教会人士是最有教养的封建阶层，而教养则是内省的重要前提，即使先不说内省反映为书面文字的可能性。此外，教会人士必须系统地研究和评价信徒的内心世界和欲望，他们执行了现代心理学家和心理医师的功能，这也不可能不促进自我分析。最后，修士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终身不婚，限制了感情上的实际自我显示，从而也促进了内省的发展。
在修士阶层中，早在１１—１２世纪就已把社会方面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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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自我放弃同更加注意自己内在的精神“自我”结合在一起。
“有谁该比忽视自我认识的人受到更大的蔑视呢？”约翰。索尔茨伯里振振有辞地问道。阿伯拉尔的书有一本就题为《伦理学，或自知》。在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们看来，自我认识是认识上帝的最可靠的和唯一的道路。克莱沃的柏纳德写道，一切议论都应当从自己开始，以自己结束，因为“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是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里耶沃克斯的西斯忒修道院院长埃尔雷德应声说道：“人如果不知道自己，那他还知道什么？”
①他们常把自己的内心经验用于布道。
在修士们中间，产生了中世纪的第一批自传、回忆录、书信集和其它个人文献集。也是在修士们中间，形成和保持了密友崇拜，这种友谊不仅要求忠实和互助，如骑士规范所要求的那样，而且要求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埃。吉尔逊称此为基督教的苏格拉底主义。这种友谊当然是少数杰出者之间的和受到神学限制的。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隐修不是要认识自己的经验“自我”
，而是要同上帝交谈。
就连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主要也不是内心对话，而是向天主倾诉，按照法国哲学家的。古斯多夫的说法，“在这里，宗教忏悔法庭超过了对良心的研究”
②。所以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奥古斯丁此书究竟是忏悔、自传还是神学论著，这是不足为怪的。奥古斯丁虽然认识到自己的个人独特性，但是他
①引文据莫里斯，Ｃ。
：《个人的发现，１０５０—１２０》，纽约，１９７２，第６２页，第６４页。
②古斯塔夫，Ｇ。
：《论自我》，巴黎，１９４８，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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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看出这种独特性有什么值得鼓励的可贵之处。
“在他最了解的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史中，他看到了所有基督徒的典型史。”
①他按照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般“人的理论”改造自己的生活，强调了人的发展的全体性倾向。由此才有《忏悔录》的这种自传与神学议论的结合、这种公开示众的性质和毫不隐晦的说教。
奥古斯丁的中世纪读者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
但丁认为，过分的自我显示是自私的表现，可是他却为奥古斯丁《忏悔录》的真诚作了辩护，而辩护的理由就是“他弃暗投明，精益求精，这种堪为楷模和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转变”可以成为他人的榜样和借鉴。但丁认为，如果不是为了供人借鉴或者必须进行自我辩护，那就不必要自述身世和坦白灵魂，特别是不必要公之于众，因为“没有人能真实公正地评价自己，我们的自爱是很不可靠的”
②。
“人人如此”
是中世纪思想的一般特点。
在米什写的大部头自传文学专史中，从６世纪到１５世纪（意大利部分到１３５０年止）这一时期内只能提出七部有份量的自传著作，即使再把标准放宽一些，为数也不过八——十部而已。
尽管如此，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上，特别是在１１—１３世纪，还是发生了生活方式个体化和人的价值提高的复杂过程。
在西欧，早在１１世纪之初就已经有以第一人称撰写的忏悔性
①维尼特奥勃，Ｋ。
Ｊ。
：《个性的价值，自传文学中的自我与环境》，芝加哥，１９７８，第４５页。
②《但丁短篇集》，莫斯科，１９６８，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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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歌和祈祷词。在１２世纪，由于“外部”忏悔和“内心”忏悔的区分，个体忏悔（区别于集体忏悔）
逐渐推行开来。
１２１５年，拉特兰公会议规定，每一个基督徒每年至少必须忏悔一次，而且不是一般承认罪过，还要有内心忏悔才成，教会不但要评价忏悔者的行为，而且要评价他的行为动机、他的意图。据阿伯拉尔的说法，意图、“邪念”甚至比行为更重要。
因此，拉丁语表示“内心欲望”和情感状态的语汇迅速丰富起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准确评价行为和动机的“诚”和“不诚”
，神学家们精细地区分了情绪、情感和人们相互关系的种类和程度。系统热也渗透世俗文化。例如，抒情歌手仔细描绘了向女子献殷勤的礼节，使用了表示不同的爱情和爱情的不同程度的专门用语。
中世纪的丧葬方式和仪式的演变特别可以说明问题①。
远古意识不重视个体存在，也不懂得个体死亡的悲哀，认为存在就是无休无止的循环轮回，生死通过这种循环轮回不断相互转化（例如，在举行成年仪式时有假死和再生的过场）。
但是，不同的民族基于各自的文化，对死的态度和体验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叙事诗式的处之泰然，人皆有死，视死如归，例如《旧约》那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七）
；有的是相信转世，从而认为没有绝对意义的死，这在诗歌如《摩呵婆罗多》中有过确切的表述：
①阿里耶斯，Ｐｈ。
：《死亡和葬仪》，巴黎，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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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者懂得普遍规律，死人活人他都不必怜惜。
你我大家都有生生世世的既往，我们未来都还有千世万世的继续。
正象我们今生今世的肉体躯壳有童年、成年和老年的更替，我们的肉体也会更替变换，明智者不会为转世托生焦虑。
他无我无自，清心寡欲，举步从容，直至安息①。
古典时代的希腊认识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同时也认识了死的可怕。它以相信灵魂不死来与死隔离，认为灵魂原本属于永世不变的理念世界，有终的肉体覆灭之后，灵魂又回到理念世界。
基督教的死亡观同原罪的观念和得救的希望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怎么知道你是否能归入善人的行列呢？须知这并不取决于你的功德，而是取决于上帝的恩惠。
中世纪早期的日常意识没有感觉到这种戏剧性。对于这种意识来说，死是自然的集体命运（“人人都有一死”）
，只得服从。
法国学者阿里耶斯称这种定势为“顺死”
，也就是说，人事先知道“他的时间已到”
，他安然死去，预先完成一切必要的仪式——祈祷、告别亲人、遗言。死者本人和同他告别
①《摩呵婆罗多。罗摩衍那》，莫斯科，１９７４，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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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都不把死看作悲剧，也不表示特别的悲哀。在农民阶层中这种对死的态度保持得很久。
在１１—１２世纪，死的方式逐渐个体化；丧葬仪式有了个体个人的成分，产生了“自己之死”的问题。在造型艺术中，末日审判的情景越来越引起画家的注意；出现了僵死或受苦的基督形象（过去上十字架不是表示人的苦难，而是表示上帝的胜利）。
在死的观念和描绘上，出现了基督教末日论的双重性，亦即仿佛给人设立了两个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