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科尔伯格认为，个人达到智能发展的一定水平，是相应的道德意识水平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充足前提，而所有发展阶段的循序性则是普遍适用的。
对科尔伯格理论的经验检验方法是，向各种年龄阶段的被试提出一系列各种复杂程度的假设道德情境。例如这样一种：“一个女人因患癌症而生命垂危。
有一种新药能挽救她的生命，但药店老板索价两千美元——这是实际价值的十倍。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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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丈夫试图向朋友们借钱，但他只筹集到要价的一半。他再次要求药店老板减价或赊账把药卖给他。对方拒绝了。于是丈夫在绝望中捣毁了药房，抢走了药。
他有权利这样做吗？
为什么？“
对答案的评价与其说是根据被试如何解决提出的抉择难题，不如说是根据他的论据的性质和论断的多面性等等。
解决的方法须与被试的年龄和智能相比。除了一系列年龄比较研究外，还进行了十五年的纵向调查，跟踪观察了５０名１０岁—１５岁的美国男孩子，直到他们２５岁—３０岁时的道德发展。在土耳其还进行过为期较短的六年纵向调查。
这项工作的结果总的来说证明了个体的道德意识水平与他的年龄及智能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规律性联系。处于“前道德”水平的儿童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减少。少年期的典型特点是根据关系人的意见行事或者遵守形式规则（“习惯道德”）。青年期开始逐渐向“自律道德”过渡，但这种过渡大大落后于抽象思维的发展：在科尔伯格所调查的十六岁以上的青年中，百分之六十已经掌握了形式程序的逻辑，但只有百分之十理解到道德是相互制约的规则，或者有了定型的道德原则系统。
苏联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道德意识水平和智能水平之间的联系。例如，通过未成年违法者和没有越轨行为的同龄人的动机范围比较，证明违法者的道德发展水平要低得多。
“对于许多违法者来说，羞耻只是害怕惩罚与受到他人指责时的反感的‘合成’，或者只是所谓‘惩罚羞耻’，而不是‘犯罪羞耻’。
这种羞耻引起的不是真正的悔悟，而只是对犯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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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憾——遗憾作案的失败“
①。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动机中表现出的是对惩罚的恐惧和在别人面前感到羞耻，但过失感却未得到发展。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总的智能落后有关：据博奇卡廖娃的统计材料，１６岁—１７岁违法者的智商水平还达不到４—５年级学生的智商水平。
但是，个人道德意识水平的发展同个人的行为有什么联系呢？在思维层次上，个人道德发展的标志是他作出判断的明晰性和概括性，而在行为层次上则是他的现实行为，行为的一贯性，抵御诱惑和不受情况环境影响的能力等等。
实验研究表明，儿童道德判断的成熟程度和他在一系列假定冲突情境中的表现有关，在这些假定情境中，儿童应当决定他是否要进行欺骗、引起别人的痛苦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等等。
道德意识水平较高的人比其他人更少倾向于从众行为。
在道德意识发展的较高阶段上，道德意识和个人行为的联系比低级阶段上更密切，而预先对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则会对行为选择发生积极影响。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发表道德判断的成熟性同青年的现实表现有直接的联系，已为苏联道德教育及自我教育研究所证明②。青年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和辩论不仅预示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在青年中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知识宣传的
①博奇卡廖娃，。。
：《少年违法者动机范围心理特征》，载《儿童少年动Z机研究》一书，莫斯科，１９７２，第２９８页。
②见鲁温斯基，。。
和阿列特，。。
：《中学生的自我教育》，莫斯科，P U l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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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意义。
但是，道德发展的认知前提不能脱离个人形成的总过程及其生命世界来考察。因此，在评价研究个人道德发展和智能发展相互关系的实验材料时，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一发展的具体社会条件以及情境特点，人对所面临的道德抉择理解程度如何，需要进行的选择对他有什么个人意义，最后，还有他的个人特点和先前的道德经验。
由此可见，科尔伯格的认知发生模型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局限性。即使为了在纯认识过程中运用某一法则，也不仅应该掌握相应的思维程序，而还要善于正确地评价需要解决的课题，确定这一法则适用于课题。
在解决总是和某种价值系统相关的道德课题时，社会个人因素特别重要。
在这方面科尔伯格的方法也有明显的漏洞。
例如，他所提出的许多待决假定抉择（如抢药是否有理）只在一定的资产阶级观念范围内才有意义（在这里就是人的生命和私有财产的比较价值问题）。
苏联青少年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受到人道主义的教育，不会理解这样的抉择。而实际能够打动少年的道德抉择又常常和实验主持者要求他们解决的问题对不上号。最后，还必须把人有能力看出道德问题和有能力自主解决或提出这种问题区别开来。
不同的道德意识水平不仅能说明发展的阶段，而且能说明不同的个人类型。例如，形式伦理观念，亦即把道德规范与实现这些规范的具体条件分开和无条件地遵守规则而不论其后果如何的定势，不仅是道德发展的一定阶段，而且是同一定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相关联的特殊生活取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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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抉择的解决总是和某种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个人对同一个道德抉择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要看这项抉择与他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加拿大心理学家勒文曾要求一组大学生解决上面说到的科尔伯格抉择，把它列为三种方案。
第一种情况是决定抢药的是与被试没有关系的人（象科尔伯格的试验中那样）
，第二种情况是抢药者是他的好朋友，第三种情况是他的母亲。被试的智力发展和道德发展水平并不因此改变，而解决方式却有十分重大的不同。问题涉及关系密切的人时，按关系密切的人的意见确定回答的人数（第三阶段）增加了，以维护秩序、遵守形式规则为宗旨的回答（第四阶段）减少了。而据科尔伯格的说法，遵守形式规则的取向却是出现在遵照关系人意见的取向之后的。
这里和其它情况下一样，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不取消先前的阶段，而是把它包括进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从属部分：对社会承担义务的发达意识不会取消对亲密者的特殊责任，一般地从他人考虑（一般规则）的方针并不排除对具体他人的意见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等等。
道德动机总是多层次的，而个体借以达到一定道德意识水平的心理过程也不等于确定个人如何、何地、何时运用自己的道德定势并体现在行为中的过程（即使在纯认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和运用也有不同的前提条件）。
儿童的道德判断在没有变成个人信念之前，可能和他的行为互不相关，他按照不同的规律来对自己和别人作出判断。
但是道德意识的形成不能脱离社会行为、现实活动来看，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不仅有道德概念，而且有感情、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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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人道德面貌的其它无意识成分。个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他如何理解面临的问题，而且取决于他对这样那样的行动的心理准备。
道德立场在行为中被揭示，也由行为构成，在这当中，各类冲突性的环境在知识、信念和活动的统一性的确立上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写道：“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
①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麻烦的人既不知道自己的“自我”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信奉的思想和原则中他真正看重的是哪些。
任何年龄阶段的人在他们过去未曾遇到过的困难情况下如何行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解决类似情况的经验。新的问题这样那样地和人的过去经验相吻合，这一经验越是个人亲身经历过的，它的影响就越大。个人亲自参与过的情境在心理上要比他从旁观察过的、特别是仅仅听说过或读到过的情境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现实行为常常和他们在想象的情境中、例如在心理学实验中的行为大不相同。
苏联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儿童道德自我意识的形成中，儿童自己的“自我”形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