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而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则不同，他们以饲养牲畜为生，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游牧者，畜群寻找牧草，人则跟随畜群。此外，草原还是马的故乡，草原上的人是天生的骑士。正是他们这些西方的伊朗人或东方的突厥—蒙古人发明了马的装备，就像在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式瓮上所描绘的斯基泰人那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看到的那样，公元前3世纪时，他们为了用骑兵抵御骑兵，模仿匈奴人用裤子代替了长袍。身手矫健的骑士是马上射箭的好手，他在逃跑的一瞬间从远处把箭射出来袭击敌人（即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和匈奴人之箭）。他们作战时用的箭和套绳与追捕野兽时所用的工具没什么两样。
不过，在奔狂的途中他们偶然会在草原的尽头看到农田的边缘，他们不可能不被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吸引。在冰天雪地的严冬，草原会变成西伯利亚森林的附属物；在炎热的夏季，草原又会变成戈壁的延伸，这时游牧者为了给畜群找到草料，开始向兴安岭、阿尔泰或塔尔巴哈台的山麓转移。只有春天，草原上的草才会变得茂密，鲜花也在这个时候盛开，才可以称得上是家畜和牧人狂欢的季节。而在其他时节，特别是冬天，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眺望那南方温暖的土地、伊塞克湖和东南部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带。实际上他们对于耕地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于是在占据了农田之后，他们出于本性立即把耕地还原为生长着羊、马吃的牧草的天然草原。就像13世纪的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了北京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想把河北肥沃的平原上的黍田改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牧场。北方人是不懂农业的，直到14世纪还是纯粹的游牧者，愚蠢地抢劫自己的城市。如果乡下人在交纳赋税时进行抗拒，他们便破坏水渠，淹没田地。但他们都很重视城市的文明产物，他们掠夺的目标尽是些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他们喜欢相对温和的气候，但北京的酷热气候对成吉思汗来讲又太过于温和了，于是在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要回贝加尔湖附近去度过夏天。同样，在他战胜了扎阑丁之后，故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印度，只因为印度的气候对阿尔泰人来说简直是地狱中的热锅。不过，他对文明生活的便利怀有戒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玄孙们在定居于北京或大不里士的宫殿中后，便在这些地方堕落了。然而，只要游牧人还保持着游牧者的心态，就会把定居的人们看作自己的雇农，把城市和耕田看作自己的农庄，并且进行压迫。他们骑马到定居民族居住的古老帝国去巡视，检查当地人顺从而定期缴纳的贡赋，如果当地人进行反抗而不愿纳贡，他们就会对毫无防备的城市进行抢劫。他们就像古代突厥人的图腾—狼一样，徘徊于鹿群的附近，趁机逐个咬死或者拖走落在后面的和负了伤的鹿。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掠夺与中国皇帝以恩赐的名义而付给的定期贡赋交替存在。总之，这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17世纪间突厥—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一贯作法。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与历史(3)
不过，有时在游牧人中间也会出现少数熟知定居民族国家的弱点和内幕的人，他们对中国朝廷内拜占廷式的阴谋非常熟悉。他们会联合中国内部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联合中国的一个受排挤的觊觎王位者或一个割据的王国反对邻近王国。然后他们的部落会宣布与帝国联盟，并打着捍卫帝国的旗号，在边疆建立政权。他们的子孙经过一世二世，对中国文化已相当熟悉，于是便会更进一步地毫不惭愧地坐到中国皇帝的宝座上。而13世纪忽必烈的鸿图大志与4世纪时刘聪和5世纪时拓跋氏的没有什么两样。再经过二世或三世，这些汉化了的胡人就从文明中学会了懦弱和放荡的习性，却丧失了野蛮和粗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蔑视，并且他们的土地也成为那些还在游牧生活中忍受着饥饿的胡人们垂涎的目标。于是，侵略行为又重新开始了。5世纪出现的拓跋突厥人毁灭并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与鲜卑人。而在北京，汉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从10世纪起便成了爱好和平的主人。12世纪出现的女真人，最初几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几个月之内便从契丹人手中夺取了他们的大城市。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汉化和过上平和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历史的惯例于一百年之后摧毁了。
凡是在东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在欧洲，作为亚洲草原延伸的俄罗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可萨人、佩彻涅格人、库蛮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现。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伊斯兰教化与伊朗化的问题，这简直与中国出现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们的大规模汉化毫无二致。在这里，汗王变成了一个苏丹或一个国王，就像在其他地方变成一个天子那样容易，但很快就会让位于来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们在伊朗看到了他们互相消灭，互相继承，其中包括哥疾宁王朝突厥人、塞尔柱王朝突厥人、花剌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穆斯林大陆的最远端，在小亚细亚征服了濒死的塞尔柱人，再从那里直趋拜占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蓝图。比约南德斯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辉煌，亚洲大陆被看作是民族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的日耳曼国在“移民”的骚乱中，注定要为古老的文明帝国孕育苏丹和天子。草原上游牧部落曾经定期地把它们的汗王安置于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斯、科尼亚、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法则。不过还有一种相反的法则，即游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国家同化的法则。这种现象包含着双重因素，首先是人口学因素，那些野蛮的骑士们组成了分散的贵族阶级，并且淹没于这种古老得无从考证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击败了的汉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战胜者征服、陶醉甚至灭绝。在征服了50年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往往是那些被汉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蛮人首先为捍卫文明而抗御其他野蛮民族的侵略。因此在5世纪时，洛阳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称中国文化和疆土的保护者，他们坚决抵制蒙古、鲜卑或柔然人新的进犯和称霸。12世纪时，桑扎尔－塞尔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他的“莱茵河防线”以抵御从咸海或伊犁来的所有乌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维与查理曼大帝的历史在亚洲全部重演了，就像与撒克逊和诺曼底日耳曼主义格格不入的罗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兰克人中寻找自己的根源一样，中国的文化也只能在5世纪的那些拓跋族人那里找到痕迹，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除了上文里提到的英雄桑扎尔之外，便没有了更为忠实的捍卫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古代的诸王或天子的功业是由汉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蒙古人来完成的。没有任何的科斯罗埃斯或哈里发能够登上圣－索菲教堂或罗马皇宫的宝座，而他们的那些不可预知的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竟然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这个梦想。同样，汉朝与唐朝统治全亚洲的幻梦是由13～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与铁木耳·完泽笃实现的，他们甚至将北京变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虽然征服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最后还是相当于用武力为它服务而已。而事实上，就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皇帝那样，管理人民、统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和愿望的事。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都是为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而管理中国的；波斯则是为了完成萨珊与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圆顶宫殿的推进而管理伊朗的。
能够实行统治并建立帝国的民族为数不多，能和罗马人一比高低的也只有突厥－蒙古人了。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文明 (1)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古代的草原文明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道路在北方的草原上。奥瑞纳时期的文化就是从旧石器时代起通过这条道路由西伯利亚（在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马耳塔曾经发现过一个“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女神雕像”），传播到中国北部。曾经在甘肃省附近的水洞沟及陕西北部榆林西南的萨拉乌苏发现过埋葬在第四纪地层中属于奥瑞纳文化类型的遗物。同样，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及河北省（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山顶洞中发现有人骨架及装饰品：骨针、有孔的兽牙、骨耳坠子、有孔的贝壳、珠母碎片、赭石块）也同时存在着代表马格德林文化的遗物。
新石器时代末期，草原上的西伯利亚大道还充当了饰有“篦纹”的陶器向亚洲倾销的通道。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种彩陶在俄罗斯中部发展起来，然后传到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再从那里逐步地影响到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公元前2000年初期，美丽的螺线纹彩陶由乌克兰经过西伯利亚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