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而像中国内地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自己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给予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恐怕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事务所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事务所2~5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事务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无商业秘密可保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能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了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获取了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普华永道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是保密的。
不仅如此，诸多中资机构还请“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八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都建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其他提供咨询、顾问的中介机构也是如此），专门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筛选分类，然后提供给相关客户（企业、机构甚至个人等）获得商业上的“增值”收益。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最重要方面，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言。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荒谬接着荒谬
早在2002年初，也就是中国证监会颁布那一纸文书后不久，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须请外国公司补充审计”的荒谬。200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评要求的通知》，废止了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的荒谬政策，但是对“四大”在中国市场已形成的垄断近乎无所作为，外资审计机构对华审计行业的控制日甚一日。自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急速膨胀的风险日益令人不安。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相当一部分归功于“会计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价。笔者不甚清晰是哪家机构使出的“高招”，也不清楚监管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妙计”。但是，笔者知道的是，当初日本就是因为允许企业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是十多年的经济萧条。笔者不敢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预谋，但是可以设想的是，这极有可能使中国股市加速走向崩盘。
国际金融大鳄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
陆
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政府高官、企业高官不能或不愿意正视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金融玩家的本性。一些政府高官、国企高官与美国金融大鳄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不仅是“坐，请坐，请上坐”，而且还“茶，敬茶，敬香茶”，请狼入室！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金融玩家一直以来是中国诸多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以及机构的顾问。如此，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资融资顾问等好赚钱、赚大钱的机会都给了这些玩家。香港一著名爱国学者曾经不断提醒，中国的政府高官、企业高官应当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国际金融大鳄。
世纪金融大危机不仅重创了华尔街，重创了美国，更重创了世界。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图腾的五大投资银行，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不论是依照市场规律还是道德标准，五大投行理当全死，而且还死有余辜。但是，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救助下，作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高盛与摩根斯坦利，一起摇身一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不仅得以保全，而且还在积蓄能量，有可能在未来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嚣张”。美国政府有选择破产（挽救高盛，抛弃雷曼），一方面是美国金融资本内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政府干预的产物。以高盛为代表的美国投资银行，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爪牙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下，美国牺牲了雷曼；但是当自由市场经济威胁美国霸权手段时，美国毅然决然选择了干预。高盛这个“华尔街最诡秘的投行”，自1994年进驻中国以来，于中国市场积极布局，不仅赚取巨额垄断利润、控制主导中国的相关产业，而且误导我国政府与企业经济决策，涉嫌危害中国经济安全。
后来居上的成功秘密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行为也最为诡秘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是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2006年，高盛集团薪酬福利支出165亿美元，平均每名员工收入超过62万美元。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摩根斯坦利、美林、贝尔斯登和花旗集团等华尔街金融巨擘普遍受挫，唯有高盛收益数据节节攀升，全年净收入为459.87亿美元，薪酬福利支出为201.9亿美元。
“最赚钱的机器”之秘诀在政商勾结 高盛将它成功的秘诀归结为独到的经营管理。但是，有诸多报道披露，高盛成功的秘诀在于与华府的密切关系。多年来，高盛向华府输送众多要员。1985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约翰?怀特黑德加入里根政府，官居副国务卿，不久时任高盛副总裁的罗伯特?霍尔迈茨成为里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1992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离开高盛，出任克林顿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两年后调任财政部长。
在前任布什政府中，除了财长亨利?保尔森外，其他诸多要职（白宫办公室主任、国务卿赖斯顾问等）都有高盛任职背景：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塞恩出任过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长；高盛前合伙人肯尼思?普罗迪曾经担任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兼董事长；高盛前任执行合伙人鲁本?杰弗里担任大宗商品期货及期权交易负责人；高盛前任联合董事长斯蒂芬?弗里德曼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任白宫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高盛原执行董事乔舒亚?博尔顿担任白宫办公室主任；高盛前副总裁罗伯特?斯蒂尔担任财长的国内金融顾问；原高盛全球股票业务主管兰德尔?福特担任国务卿赖斯的顾问。
华府要员卸任后，进入高盛担任高管也不乏其人，如前副国务卿罗伯特?左利克在2006年6月辞去公职后，担任了高盛担任拓展国际业务的副董事长。除此以外，还有不少高盛“毕业生”走入国会山，成为举足轻重的国会议员。尽管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限制“旋转门腐败”，禁止政府官员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质性冲突的事务。但是，由于官学商之间的“人员流动”十分频繁，这些限制都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疑窦丛生的众多“第一”与其他同行相比，高盛是中国市场的姗姗迟来者。日本野村证券1973年就开始拓展中国金融和投资业务。摩根大通1980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高盛在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市场。但是，高盛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创造令国内外同行羡慕不已的众多“第一”，甚至“唯一”：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第一个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企业股份（平安保险，1994年）；第一家获准交易B股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批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第一次成功地使中国通信、中国航空、金融以及石化行业踏上民营化和公开发行之路的外国证券公司；第一家中标处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外资机构；第一个组建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外资金融机构；等等。高盛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资金用于在华公关，主攻目标就是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这是高盛在华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
精心布局中国市场
2007年高盛税前收入第一次有超过一半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中国是高盛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像在美国本土市场一样，高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满了神秘色彩，令人质疑。
钻法律漏洞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2004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准高盛与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恰逢其时”地在一轮牛市开始之前介入了中国证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