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直接以帮徒作为榨取钱财的对象,这只是一条生财之道.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生财之道:旧社会有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对于帮会头子来说,徒多则势大,势大则财多.为何如此呢?因为民国时期的帮会,多从事不法营生,什么贩卖鸦片啦,拐卖人口啦,包赌包娼啦,划地为霸啦,没有一帮势力勾结起来就干不成.比如说吧,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用轮船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先雇红帮头目沿途保护,因为红帮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游一带.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青帮集团接运.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又大多数是红帮成员.这样相互依赖,相互勾结,才能把事情办成,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帮会头目谁收的徒多,谁的势力就大,谁的"经营"就发达,财路就宽广.这也是帮会头目滥收门徒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从门徒这方面来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想跨进帮会门槛呢?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有些新老军阀、官僚入帮,为的是借帮会为号召,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军阀韩复柒曾拜青帮老头子张仁奎为师.有人问韩的入帮介绍人葛光庭:韩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一个无权无势的张仁奎?葛解释说:"过去左宗棠出兵新疆,当行军到平凉的时候,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向左宗棠要求暂停一日.左问他们什么原因,答是要迎接大龙头（军士多是帮会成员）.你看,以左帅之威,军令之严,官兵甘冒军法,宁愿得罪左帅,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老头子的威力,祖师爷的规矩,入人心之深了.左后来也拜了老头子,于军法之外,用帮规约束部队,因此加深了和将士的关系,取得了用兵的胜利.韩复榘拜了张老太爷（张仁奎）,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二是有些富户殷商,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还想沾点便宜,于是送重礼,找门路,进帮门,寻求保护.上海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板是浦东人.他发了财,想在家乡盖一幢别墅,以便周末、假日去享享田园之乐.不料,有个姓黄的当地大亨硬说破坏了他家的"风水",侵越了他家的祖基,先是率众破坏,继而向法院起诉.绸布店老板请人调解,不成;提出赔偿损失,对方索价愈来愈高.这时,有个朋友向这位绸布店老板进言:"你与其求小鬼,何如求菩萨?如果你能拜杜先生为师,那就谁都不敢再碰你了."于是这位老板托人向杜的当家大徒弟万墨林送了一大笔钱.过了几天,回话来了,说"杜先生"先是不愿意收这个徒弟,后来活动了,建议"打铁趁热",先送一份"起眼"的礼.于是,他花了近1万元,打了"福、禄、寿"三尊金像,装潢好送去,承蒙"笑纳"了.不久即来了消息,说杜已定期行收徒礼,但一切从简,见面时三鞠躬好了.开香堂那天,礼节果然简单,杜坐在正中,他进去鞠了三个躬,杜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事多找墨林谈谈.你的委屈,墨林给我谈了,你去找章大律师,他会办好的,我已关照过了."前后不过5分钟,"典礼"完毕.章大律师开的"手续费"要5万元,说一不二,他也只得如数交纳.果然不几天开庭,败诉改判为胜诉,对方不服上诉,也被驳回,而报纸记载,也一百八十度翻转过来,描绘他是一直受冤枉、被欺侮的受害者.他后来对人说:"气是出了,官司打赢了,钱可花了不少.原来黄某只想敲诈1万元,这下连打点、送礼加上律师费,共花了我近10万元."而这位大律师则暗中向他说明:"这5万元,要送杜先生3万,给你在法院上下'铺路'约花5000,应酬新闻记者5000.我实得的1万元,还要分些给助手和写状子的."
三是有些吃江湖饭的人,包括一些艺人、江湖医生等,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比如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拜黄金荣为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许.常乃提出辍演的要求,顾暗中指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信芳也知道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把顾竹轩召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顾竹轩虽然是有名的恶霸,但一来曾拜黄为师,二来其势力不如黄远甚,只得遵命.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四是一些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些实业家常常有钱无势,每每成为各种帮会恶势力敲诈的对象,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1929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曾哄动了上海银行界.事情是这样的: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并已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稍后,上海三大闻人之一的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静安寺和尚与朱成章当然不允.一天早晨,朱带自己的女儿和护士从寓所坐汽车外出.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并被绑架而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探得线索,用重金把朱赎回,送医院抢救,终以伤重不治而亡.此事一出,银行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请出了青帮老头子张仁奎来"压邪".实业界人士由此事接受教训,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不在少数.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师的.他说:"像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第五种情况是大批流氓、把头等专吃"白相饭"的人,拜老头子是为了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这在帮会中人数最多,为害最大,是帮会黑势力的主体.仅拜在黄金荣门下的知名流氓头子就有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法租界粪大王马鸿魁、大包作头谢彬衡、好莱坞等赌场老板朱顺林、烟土贩子刘怡章、大世界总管闵采臣、流氓律师许福宝和金立人、徐家汇大流氓顾玉书、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日新池老板舒长泰、杭州大流氓王五权、星相把头孟禄久等.像杜月笙原本是十六铺一家水果店的学徒,生活穷困不堪,他得了个浑名,叫"水果月生".只是巴结上黄金荣以后,才逐步发迹起来.此后,他又成了另一批流氓赖以发迹的靠山.如此陈陈相因,互相利用,遂使帮会组织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综上所述,无论是师收徒,或徒拜师,除少数被欺压者寻求保护者外,多数是把帮会作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在旧中国那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帮会曾使许多流氓无赖一变而为大亨巨富乃至党国要人,使许多穷困潦倒、游手好闲之徒飞黄腾达,享不尽荣华富贵.这便是帮会组织急剧膨胀的社会根源.
应当提及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大都市的工人参加帮会者甚众.如上海邮局职工参加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20％,全市职工人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职工大众生活无着,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很多人以为帮会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懂得,参加帮会,会被反动分子和社会恶势力所利用.但这部分人参加帮会,跟前面几种人参加帮会,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义气——帮会之内聚力.
利,是帮会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基础.除此之外,帮会所以能在几百年间聚而不散,实因维系于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观念——"义".
青帮中流行这样两句话:"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意思是凡同帮者即自家人,均须以"义"相待.除非铁树开花,同帮才会分家.这种观念,在红帮中也很牢固.红帮中人把入会视为"义结金兰",有所谓烧"三把半香"之说,即"头把香,羊角哀、左伯桃结生死交;二把香,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梁山宋江有仁义;半粑香,雄忠至死忠刘王."在开香堂仪式中,要恭迎关帝圣驾."拜把令"一首这样说:"今朝拜把结同心,关圣当前作证盟,谨守十条和十款,自然事事吉星临."可见红帮的传统中,也是很重义气的.
在早期的帮会中,义气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互助观.青帮原本是潜运水手们秘密结成的互助组织.按照青帮帮规,帮徒穷困,老头子须救济资助;老头子有难,各帮徒亦须救助供养;同帮弟兄,也必须互相救济,以义相投.这种情况,在青帮早期组织中确是存在的.如清代的一份官方文件曾这样记载:"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青帮帮规甚至规定,假如帮中某甲将拆帮外人的梢,被拆梢者如是帮中某乙的同胞或亲戚好友,则乙仍不得护卫,否则就叫做"保牛子过关",犯了家法.其理由为既然甲乙同在帮,就都是自家人.而拆梢的对象是"空子",故视为"牛子",理所当然地应供帮会之敲诈.所以,帮徒们若遇自己亲属被帮中人敲诈,应当站在同帮兄弟一边,或虚张声势以恫吓,或假充好人以解劝,直至达到目的,这样才叫做讲"义气".
在洪门的义气观念中,也是首重互助精神的,洪门帮规就有"互信互助"一条.值得一提的是,洪门的互助观是与其平等观相联系的.有一条"通令"云:"任你在朝中官居极品,结盟后就不论富贵贫穷."入洪门者不论职位高低,入会先后,一律以哥弟称呼.既为哥弟,虽属异姓,无殊同胞.兄弟有难,则必视如自己的事,全力以赴,不得袖手旁观.这种观念,突出地反映在洪门的"三十六誓"中.如第27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过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一月内,死在七孔流血而亡（查出打七十二棍）."第36誓云:"入洪门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一百○八棍）."第25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若有被外人富强大族欺负,务要通知众兄弟,出力报仇.如有不法之人,见兄弟被人欺负,不肯出力相救者,死在妇人之手而亡（查出打十八棍）."从这些誓言中体现的互助观和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但是,这种"义气"所维护的,仅仅是帮会团体内部狭隘利益,而对于帮会外部的同样是受压迫的群众,则一点也不讲"义气",甚至于出种种为害群众、扰乱社会的坏事来,诸如群殴斗狠,或盗或窃,杀人越货,以及在生活上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等.对人对早期清帮这样记载:"安徽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动为非,声气甚广."正因为如此,许多本来是纯朴的劳动者入帮之后,就渐渐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们既在帮会义气的维系下抱成团伙,又在这些恶习的支配下逞凶肆虐,直至完全堕落成为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集团,充分暴露了帮会义气的反社会性质.
民国期间,随着帮会组织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以及整个帮会的逐渐变质,原在帮会内部实行的互助精神逐渐削弱,而为帮会头目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代替.当时苏北有个红帮组织叫春保山,山主叫保三,表面上义气不离嘴,但见到哪位兄弟强过他,必设计谋杀而后已,因此而致死者不在少数.他下面有个头领叫王得标察知他的祸心,悟到"此人不可与共安乐,只可与共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