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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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红尘：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
序
写在前面
李师东这是一本品味人生的书。作者品评的八位女性，均在上个世纪留下过深刻的人生印记。她们以各自不同的人生姿态和生存际遇，仍让今天的我们萦怀于心。顺着作者的笔触，品读她们的命运和人生，竟会是如此的苦涩而又温馨，仿佛有千愁百结，欲罢不能。
是的，对于她们，我们并不陌生。在这八位女性中，其作品还在被我们热读，如张爱玲；其命运仍让我们苦叹，如萧红；其风韵依旧温润如玉，如胡蝶；其魅力已然渐就神奇，如林徽因……她们没有走远，恍如近在咫尺。她们曾经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光亮，又是那么的苦难深重，那么的顽强坚韧。她们代表着一个世纪的生命记忆，这记忆固化成一种情结，在不时扯动我们纤细的神经。遥想她们，她们正与我们同在：生存的场景转换了，生活里的诸多细节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人生所应承接的欢欣、所应经受的磨难，是如此的明晰可鉴，又是如此的相似相同。命运仿佛就是一种魔力，操控着人生不同的苦乐悲喜，我们只能对人生作出一己固有的执着，余下的，惟有慨叹而已。
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女性、一位诗人，她在面对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所呈现出的人生遭遇和命运情形时，一定是百感交集，心绪难宁。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作者得以走近这些人物，能悉心体察她们、理解她们。作者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她们的世界，走进了她们的生存。作者知道所要承担的会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但是她义无反顾。就因为她是一位曾经颇有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备受生活磨砺的女性。同为女人，作者可以很自在地走近这些人物的内心，会细心体解她们生活的幽微细密之处。同时，不同的人物命运在作者的面前依次展开，也会让作者获得自己个人独立的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强烈诗人气质的女性。作为诗人所特有的敏感真纯和高蹈超迈的气质，能够帮助作者站在个人特定的角度和一定的认知高度上，去把握、审视笔下这些人物和她们的命运。从而，作者在感同身受中对八位女性的人生的关切和领悟，就有了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意趣。
在书里，作者认为张爱玲的一生，是在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她的文字，“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她面对人生的浮世的悲哀和虚无，借助文字的力量，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仿若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洗劫众人的灵魂，那种刻骨和透彻，像梦呓一样使人惊栗”；萧红“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是一个“想要让生命的光线淋漓尽致地射透萧瑟命运的女子”；她入木三分地指出：阮玲玉的自杀，从表象上看是由男人引起，究其内里，在于“自身的精神封闭和心理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把她带入了自己很难走出的一种心理生存困境。”而对于诗意的陆小曼，作者深挚而悲婉地写到：“只是因为一种放任，她对爱情一念之间的一种放任，她一辈子都为此在付代价。付了，还不够偿还，可见作为女子的不幸。”她是这样由衷地激赏潘玉良：“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流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霰弹如雹似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们享用。”在这本书里，随时闪现着这样独到而精准的睿智感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品味人生的良苦用心。
古人说，知人论世。这是一种姿态；佛在说，逢苦不忧。这是一种境地。他们都是在对人生说话。我在想，我们品味他人，其实也是在品味我们自己；而我们读解着人生，人生又何尝不在读解着我们。是啊，除了佛，我们谁能比人生更高明？
好在一切都是人生，一切都是日子。我们不可能高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加聪明。
悲情阮玲玉
在生存的追问中虚无(3)
然而阮玲玉不是张爱玲。阮玲玉把希望寄托在对男人的幻想上。期待，就成为她心河上的利刃，让生活本身透出了悲凉，却无法阻截生存的焦虑和空虚感。于是，她的生活就很容易出现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由于客体的原因发生了变动而被放大，最终导致一场风暴。
也确实如此。阮玲玉自杀的直接诱因无非是唐季珊移情别恋，这自然是叫人难过的事，但这种难过却不至于放大到丧失一切的悲苦程度。如果她知道十多万人挤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出殡那天，灵车所经过的街道两旁，三十多万人为她送葬，她还会如此轻率么？ “我死了，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好快乐。”阮玲玉在遗书中对唐季珊说。看到这些话，我很难理解阮玲玉是真的想放弃生命，这些话给我的感觉更像是阮玲玉拿了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或是武器在试图挽回自己想要依靠的男人。一个经不起风经不起雨的女人，生命是她最后的保护了。这是女人们的善良和单纯。如此的女子，又如何能接受：人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性从来不这么单纯！
单纯是女人的本色，也是一种品质，但不是生存的通行法则。只是依靠本色生存的女人，很难形成自己的理性来反观别人的生存经验补充自己。而盲目又惯性地依靠自己的本色，更会带来心理生存能力的弱势和缺失。
何况阮玲玉的本色来源还是戴了枷锁的。
她的身世很苦。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累死。父亲死后，母亲只好带着尚还年幼的她去大户人家做佣人，她七岁时就伴随在母亲身旁替主人家料理杂务。在她的意识里，一个没有男主人的家庭是很无措的。长大后，她一心想通过一个有钱的男人改变她和母亲的生存处境。男人是天，是她本色的体认。
然而她成人的时候，正值中国新女性运动发端，社会意义的文字和口号以及现实生存的需要怂恿着她解放了自己，她走向社会做了一名职业演员，又被推波助澜地赋予某种符号的意义，甚至直接成为新女性理论的一种浪漫的精神象征。
于是她用行动突出着自己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她一心要做一个好演员，她以为尽心演好电影就可以解决好一切。她敬业到超乎想象的地步，读剧本读到一百多遍，演角色演到忘我。比如在拍摄《故都春梦》里，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她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点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在拍电影《城市之夜》中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她被淋水，表示一定要淋透。在《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她扮演的剧中角色不愿受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演这场戏导演是要用替身的，她不肯，而且固执地要求要狠狠地撞她。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像这样的一种进入角色的方式，我以为，阮玲玉是以精神直觉进行创作的表演艺术家，在依靠了生命的直觉来直接抵达角色的深处。她用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创作，又在表演中体会了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内心的脆弱，这样的创作方式造成了她的人生与电影人物的相互渲染。电影角色更强化了她的人生本色。
有人做过统计，九年的银幕生涯，阮玲玉拍摄了29部电影，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同样由于本色的缘故，她擅长演绎的是悲剧角色：“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凭她的精湛而惟肖惟妙的演技，简直使剧中人跃然地感动观众。”（见1948年2月号《电影论坛》署名石郎的文章）自杀、入狱、被逼发疯、病死街头……阮玲玉演绎这些人物角色，凄苦的眼神，茫然的内心，让看的人身临其境。她因此成为明星，也因此虚无。仿佛一朵绚丽的烟花，她盛放在人们的头顶，包括在她自己的头顶。那是一块僻静而又美丽的地域，她身不由己地到了那个地方，同时也从此倘佯于自己的和社会的期望值之中。这种期望值的指向是她和社会的合谋，如同高高的竹篱笆把她和世界群体隔开了, 一方面她要稳住自己，并且坚持；另一方面,她又感到一种“生命被赋予却无法完成”的宿命。孤独便像蜿蜒的小径看不到尽头。
在生存的追问中虚无(4)
这情形有点像一厢情愿的个人单边主义，也如同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