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这本是一件生活轶事，但长于作诗的任叔永写了首四言长诗《泛湖记事》，寄给哥大胡适。胡适一读，觉得任诗里什么“冯夷所吞”、“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不是陈言套语，就是上句二十世纪的活字，和着下句三千年前之死句的杂烩，于是就写信去指出、批评。任不服，回信反驳。原来已容忍白话诗的老梅，态度大转变，出来打不平：“如足下之言……村农伧夫足为诗人美食家矣！”胡适回枪，一首千言“打油诗”，也是蛮入骨的——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今我苦口哓舌，算来欲是如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按，即雨果），/和出几个白话的东坡……（7月22日）
梅光迪去信狠狠挖苦——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7月24日）
任叔永去信委婉中不乏严肃——
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7月24日）
7、8月火热的天，胡、梅、任“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炽热地切磋“诗国革命”，一正一反地笔战，终于使胡适清晰意识到，“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于是他在7月26日、8月4日先后致信任叔永，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了，“吾自此以后，不再做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吾去志已决”，“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两位好友因为不理解，几乎与他分道扬镳——梅光迪学成归国后，做东南大学教授，成了顽固的复古派，更猛烈地反对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他只好单身匹马去探索了。这种探索中的寂寞孤独感萦绕着胡适，久久不散。8月23日那天，他坐在宿舍窗口吃自做的午餐，越过窗下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赫贞江（按，现通译哈得逊河），忽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剩下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找它的同伴去了……胡适在如是无声的寂寞中迸发了诗的灵感，白话如一道闪光，引出了诗的题目：《朋友》（后改名《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就是胡适的第一首“实验白话诗”。1916年，他一方面与朋友笔战探索，一方面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把白话诗这一假设作为“文学革命”命题的一个方面（小说词曲已为历史证实），进行实地试验。白话诗《朋友》，和《赠朱经农》、《中秋》是他“白话诗三首”试验之首……“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胡适坦白地承认，“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所以，实验主义是胡适“诗国革命”或“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哲学基础。
《尝试集》于1920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了胡适“尝试”白话诗成功。同时这本小册子也使他誉满大江南北，被友人称白话诗的“通天教主”。这里插一段因《尝试集》“媒介”，他晤见废帝溥仪的故事。我们不作“话说”、“品评”，还是直击他的日记为准——
十一（1922年）?五?十七?（W）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原来是溥仪主动约胡适去会面。
十一（1922年）?五?廿四?（W）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a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这是溥仪要见胡适的背景，由头便是那本时髦的《尝试集》。
十一（1922年）?五?卅?（T）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搨本。（论画诗，五仿）。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英文学系主任31岁的胡适和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废黜的宣统见面的故事。此事曾一度引起舆论抨击热点，胡适因之写过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刊登在《努力周报》上（1922年7月23日）。
回过头来，再述胡适的“文学革命”进程。1916年10月，他终于走出美东中国留学生（胡、任、梅等）笔战的圈子，投书祖国北京《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由于出版家绩溪人汪孟邹的搭桥，这两位时代名人、安徽籍老乡始得结交，书信往来）。这封“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信，立刻被刊登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0月1日）上，胡适遇上文学革命的同志了，遇上“老革命党陈独秀先生”（胡适语）了！紧接着，10月5日，接陈独秀来信，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是胡适辉煌的一年。他“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来得真好！”（胡适1917年1月2日词《沁园春?新年》）大洋彼岸，遥远又遥远，古老再古老的祖国，北京，陈独秀的《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的立身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
有名的白话“八不主义”就见诸该文：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