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彭德怀大叫一声：“倒酒！”
通讯员应声，从军用水壶里倒了满满两搪瓷缸子酒。彭德怀端起茶缸，对高岗说：
“我代表志愿军全体将士，衷心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也感谢你高主席的支持！”
高岗果断地表态：“请彭总放心！”
只听“当”的一声，两人的茶缸猛地一碰，同时一饮而尽。
借着酒劲，高岗又向彭德怀介绍了国内情况。当他说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刘少奇对东北土改的批评和不许发表他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并对刘少奇表示了不满时，彭德怀摆摆手，打断他说：“不谈了，不谈了。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么把敌人赶回三八线！”
高岗略感尴尬。
“主席，这是东北局高岗的报告，刚刚收到。”秘书叶子龙向毛泽东报告说。
“什么内容？”毛泽东问。
“关于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叶子龙答。
“哦，很及时嘛。”毛泽东一听来了兴趣，伸手接过报告，急切地读起来。
高岗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这是高岗在得知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后，下功夫搞的一份文件。在将这份文件上送毛泽东之前，高岗曾对人说：“我这是唱反调，捅马蜂窝。我有思想准备，等着再挨人家的批。”
高岗所说的“人家”，是指刘少奇。
毛泽东之所以对高岗的报告感兴趣，是因为在土改以后，我国的农村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么走，党内出现了明显分歧。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７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这个问题如搞不好，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老区互助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省委的主张是：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公共积累，按成员享有，一人一票，出组不带。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应当按劳力和按土地两个标准分配，但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例。
其实，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早已知晓，并且已告诉山西省委，华北局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山西省委坚持认为自己正确，没有按照华北局的意见去做。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见山西省委不接受华北局的意见，就去找刘少奇。刘少奇也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对薄一波说，等他们的正式报告来了，应予以批评。
４月１７日，山西省委送来了正式报告。为慎重起见，华北局再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４月下旬，华北局召开五省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山西代表维护山西省委意见，别省代表则不同意山西省委意见。会上发生了争论。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多数同志意见，华北局于５月４日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并报中央。批语中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刘少奇在接到华北局批转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听取了华北局的汇报后，连续在几个场合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两天后，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再次批评了山西省委。他说：
“对农民的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得更高，数量就会更少。它完全不能阻止，还要增加农民的自发趋势。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毛泽东，要干预这场争论了。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华北局第三书记）谈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支持你们。你们不对。我支持山西省委。”
此后，毛泽东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写出一个决议，并点名要陈伯达主持。此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就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收到高岗的报告，怎么能不重视呢？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细细翻阅高岗的报告。他越看越感兴趣，越看越高兴。
高岗的报告首先列举了东北农村经济的发展成绩，然后写道：“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
关于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高岗的报告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
“很好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他端起茶杯，连喝几口，把杯中的水喝光了，又用手抓起茶叶，送入口中，慢慢咀嚼起来。这是他的习惯，喝茶，喝到最后要把茶叶吃掉。
毛泽东一边咀嚼茶叶，一边在思考。他要批转高岗的报告。
毛泽东吃了几把，抓起卫士送上的毛巾，擦了擦手，然后提起狼毫小楷毛笔，在高岗的报告上飞快地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香烟，狠吸了两口，然后起身，在房间内踱着步沉思起来。他想，高岗这个报告，不能光在中央领导层传阅，应当转发全党，让它起到在全党统一认识的作用。于是，他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摊开一张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笺”字样的稿纸，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命人把陈伯达和胡乔木找来，他有话要同他们说。
很快，陈伯达和胡乔木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说：“找你们来，是想研究一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这个问题，执著如厉鬼，纠缠如毒蛇，已经困扰我好些日子了。”
陈伯达说：“我也一样，睡不着觉。”
毛泽东问：“会议开过了，决议草案写得怎么样了？”
胡乔木回答：“这些日子，伯达同志和我们加班加点，拿出了初稿，正在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陈伯达说：“主席指示，草案要请熟悉农民的作家提提意见。我们请了赵树理。”
毛泽东说：“哦，那个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是个农民专家哩。他有什么高见？”
陈伯达说：“赵树理有点右。他不同意草案，说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毛泽东摇了摇头，批评陈伯达说：
“你不能这么说。赵树理不是右，是实事求是。他的意见很好嘛。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