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们既要有长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临时性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总之，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胡乔木说：“草案写起来有难度，因为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认识，甚至有争论。”
陈伯达说：“对山西省委的批评，扣大帽子。难道把互助组再提高一步，就动摇、削弱、否定了私有制基础？难道土改后农村的方向，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之前，还曾说过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我看是有点右了。再说，对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发展方向的报告有不同意见，也应该通通气嘛。既不同主席商量，也不经中央集体讨论，就……”
陈伯达欲言又止。
胡乔木听出陈伯达说的是刘少奇，心想，在主席面前说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话又这么重，不妥当，就几次向陈伯达使眼色，示意他住口。可是，陈伯达只顾注视着毛泽东，看毛泽东的反应，并没有注意到胡乔木的暗示。直到胡乔木故意咳了一声，他才有所醒悟，于是话就打住了。
毛泽东脸上没有任何明显反应，沉吟片刻，说：“党内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都不要扣帽子，都不要轻易说这个右了，那个‘左’了。那样不利于统一认识，也不利于党内团结。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是非还是要搞清的。”
陈伯达和胡乔木注视着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毛泽东拿起高岗的报告，掂了掂说：“这是个有分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高岗不错啊，有勇气写出这么个报告。看来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是走在全国的前头了。”
陈伯达接过报告，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为中央写了批语，转发高岗的报告。中央通报、高岗的报告及其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你们修改草案，也要很好地看看这个报告，汲取其精华。报告转发下去后，你们还要注意收集各地的反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特别要重视不同意见。最好再出几个赵树理。”
陈伯达和胡乔木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说完，陈伯达和胡乔木交换了一下眼色，劝毛泽东早点休息，然后他们退出。
陈伯达和胡乔木走后，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毫无倦意，又拿起一份关于工会问题的文件，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卫士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轻声对毛泽东说：“主席，天不早了，休息一下吧。我给您梳梳头。”
毛泽东看了看表，见已是凌晨４时，便点了点头。于是，卫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桃木的木梳，轻轻替毛泽东梳起头来。这是卫士们发明的一种独特的让毛泽东的大脑得以休息的土办法，毛泽东很乐意接受。
可是，闭目接受梳头服务的毛泽东，此时的大脑却异常活跃，并没有停止思考。高岗的报告，还在他脑海里翻腾……
用罢早餐，高岗抬手看了看表，已经超过上班时间两个多小时。他皱皱眉头，迈着缓缓的脚步走进了办公室。这时，秘书轻轻推门进来，手中拿着一份电报。
“毛主席来电，刚刚收到的。”秘书说。
“什么内容？”高岗问。
“催你进京。”秘书答。
“啊？”高岗一惊，忙伸手接过了电报。
只见电文是这样的：
高岗同志：
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总理陈云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来电中提及的习仲勋，当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由西北调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来电中提及的陈云，原是高岗的副手，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建国后任弼时因病逝世，他就调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了。
高岗盯着电报连看数遍，陷入了沉思。
秘书见状，不敢打扰，悄悄退了出去。
“中央为什么要调我进京呢……莫不是调虎离山吧？进京，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和我在东北相比，进京任职有没有意思呢？……”高岗支着脑袋，苦苦思索开来。
在此之前，他也曾有所耳闻，中央有意调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到北京工作。为这件事，刘少奇还找他个别交谈过，征询过他的意见，但他始终没有放在心上。他的分析是，其他中央局有可能，但东北局不会；或者只要东北局坚持不调，中央也不会催促，不会一意孤行，因为东北特殊。建国快３年了，我高岗不就名义上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实际上在东北局主事么？东北太重要了，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靠东北，抗美援朝的后方保障依赖东北。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靠苏联支持，苏联最重视和投入人力物力资金最多最大的是东北。东北是谁，东北是我高岗。高岗是谁，高岗是那个受到斯大林器重，被斯大林拍过肩膀的人，是那个和苏联方面关系密切的人。东北离不开我高岗，万万离不开。东北，舍我其谁？
关于中央调几位中央局书记进京任职的背景，需要交代几句。建国之初，战争状态尚未完全彻底结束，中央的领导班子还是相当精干的。考虑到从１９５３年起，全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必须加强，这就要调入到中央工作。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以便参照和借鉴苏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７月，刘少奇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主持起草具体意见。这份名为《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刘少奇看后，刘少奇做了一点修改，即将此件呈转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审阅。８月４日，毛泽东做了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就这样，随即陆续任命了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等人的职务。其中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们之前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早在７月下旬就请邓小平先行到京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接电就于当月带着全家来了北京，在８月７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１７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
和邓小平完全不同的是，高岗并不情愿离开东北。他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迟迟不愿动身赴京。
在西北起家的高岗，和东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岗１９０５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开始时受党派遣，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也算是一条只身闯过虎穴的硬汉子。１９３２年后，他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组织陕甘工农红军，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１９３３年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后来，高岗还担任了红二十六军政委。１９３５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高岗是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央派驻西北的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高岗和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批陕北干部被逮捕关押，差一点丢了脑袋。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成了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救星。毛泽东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情况后，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刘志丹、高岗等人这才得救。为此，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表示，他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的救命之恩。
高岗的政治命运发生飞跃，还是在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实事求是地说，高岗在陕北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其威望、资历和能力，还在谢子长、刘志丹之下。谢子长因病去世，刘志丹东征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后，以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他就几乎无可争议地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了，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高岗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１９３８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１９３９年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１９４１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