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幽会女友在我们的眼中，齐阿不仅是个“能人”，更是个“神人”。一次，他的“神奇”
举动，竟让我和孙浩紧张了好几天。
10 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齐阿早早就跑到旅馆来敲门，说是想借用我们的房间 125 / 185 见见亲戚朋友。
“什么朋友？”
我们随口问道。
“刚从伊斯兰堡来的远房亲戚。”
齐阿简单地回答。
我和孙浩协商一下，觉得朋友既然有事，理应帮忙。
于是，把钥匙交给齐阿后，我俩就各自出外采访。
谁知，我们的这一举动，只顾了讲朋友义气，却差点捅出个大乱子。
与齐阿见面的根本不是什么远房亲戚，而是他在伊斯兰堡认识的女朋友。
那天下午，齐阿与女友会面后不久，孙浩就接到旅馆法努克打来的电话。
法努克气冲冲地质问：“你们为什么把房子借给外人？我们要报警了！”
孙浩有些不明白质问的由来，还理直气壮地说：“好朋友借我们的地方，见见亲戚有什么不妥？”
“他见的是年轻女人！”
平日温文尔雅的法努克简直在电话里有些声嘶力竭。
按照当地普什图族的传统习惯，互不相识、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女是不能待在一起的。
经过孙浩的再三劝说，法努克没有去报警。
后来，当孙浩见到齐阿时，发现他神情紧张，还没等孙浩埋怨，齐阿便不好意思地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是两年前在伊斯兰堡的朋友那里认识这位女学生的。
此后俩人一直保持联系，还经常通过互联网倾诉衷肠。
齐阿每次去伊斯兰堡都要找机会和她“幽会”
。
这次女友是来白沙瓦办事，他们早就约好要见面，可见面的地点却难住了齐阿。
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违法的。
他思前想后，最后只得谎称要见亲戚，借用我们的地方。
那天，齐阿自认为很聪明，偷偷地把女友从后门带进旅馆。
谁知，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服务员警惕的眼睛。
有个小服务员发现有可疑女士进旅馆后，及时报告了前台，法努克立刻找人四处寻查。
而此时齐阿提早一步将女友送走。
法努克他们最后在我们的房间里找到齐阿，虽然齐阿一再极力推脱说他们只是与亲戚见 126 / 185 面，可法努克还是不依不饶，并大声训斥他：“你应该知道，旅馆是不允许带女性进来的！男女在这里约会是要判刑的！”
战争爆发后，白沙瓦始终处于高度军事戒备状态，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常驻机构、宾馆商店等公众场所的保卫工作。
这期间， 各家宾馆、旅社均被安全部门告知，遇有可疑的人和事情必须立刻报告。
当时， 白沙瓦大大小小的旅馆住了不少外国记者，当局不仅给每家旅馆都增派了治安人员，还派出许多身着便衣的安全人员四处秘密侦察。
我们住的小旅馆就经常有身分不明的人士来访，他们喜欢抓住外国记者聊天，问这问那，眼睛更是不停地盯住我们电脑里的文字和图片看个没完，偶尔也会心有旁骛地说声“OK”
。
事后，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法努克才承认，旅馆的来人中确实有些是安全局人员，“不过，他们主要是防备印度情报人员和其他一些人趁机捣乱。”
法努克解释说。
“唉，今天算我倒霉！”
齐阿似乎真的有些怕了。
看到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孙浩不再忍心去过分责备他。
后来，孙浩不止一次地向我感叹“世风日下”
、“民风不古”
，还深有体会地说：“原来哪里都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事一直让我俩感到害怕。
第十七章：独家目击扎卢扎伊因为讲义气，差点把我俩害了。
可还是因为讲了义气，我们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聊天中，齐阿夸耀地称自己在白沙瓦“没有干不成的事情”
。
“说吧，想去什么地方？”
齐阿有一天突然问我们。
“想去扎卢扎伊难民营。”
我们故意想让他为难。
127 / 185 “扎卢扎伊？”
齐阿犹豫一下。
“什么时候？”
他接着问。
“现在怎么样？”
我们有些得寸进尺。
“OK，Letsgo（好，我们走）.”
位于巴阿边境地区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是巴基斯坦境内最大的阿富汗难民营。
早在战争之前，就已被当地政府宣布为“禁区”
，拒绝外国记者进入这里进行任何采访。
我们心里清楚，当时白沙瓦有多少外国记者“窥视”
对它的独家采访机会，而齐阿的爽然承诺竟让我们有些怀疑他话中的水分。
时值午后，齐阿亲自开车带我们踏上吉凶未卜的旅程。
齐阿的车技很熟练。
他一边漫不经心地拨动着方向盘，一边与我们闲扯，那感觉不是去冒险，倒像是去观光。
我俩心里却有些打鼓。
“如果进不了难民营，反倒被人家抓住，他能救我们吗？”
我们的车走走停停，齐阿仿佛在和我们变戏法。
他时而跑到学校朋友家喝茶聊天，时而站在岗哨前与警察开怀畅谈。
路过一处嘈杂的小集市，他又下车和几位路人说会儿话，其中一位竟然上了车，把我们带到难民营管理机构的一处大院子里喝茶、聊天。
正当我们喝得浑身冒汗心里发急时，一辆破旧的日本丰田工具车疾驰而来， 车上跳下七八个拎着棍棒的小伙子。
领头那位眉目间透着一股霸气的大胡子竟是难民营的治安总管古拉（Gulajia）。
他们是难民营首领派来保护我们的。
“魔术师”
齐阿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后，终于“过关闯寨”
，把我们带入了许多外国记者想尽办法都无法进入的扎卢扎伊难民营。
我们也有幸成为当时首批进入这座难民营采访的外国记者。
听古拉讲，前几日，有日本记者出上千美元作 128 / 185 “好处费”
想进入难民营采访，被他严词拒绝。
他的话让一旁的齐阿骄傲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后来听说，齐阿家从他父亲开始就和这里难民营的头人们有些特殊的关系。
花钱买活路距离白沙瓦四五十公里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临时难民营。
自1999 年建成以来，共接收约3 万多个家庭、30 万阿富汗难民。
战争爆发20 多天后，又有四五千名刚刚逃离战火的新难民涌入。
由于新近涌入的难民多是投亲靠友，散居在各处，其具体数字根本无法统计，客观上给国际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在扎卢扎伊难民营，我见到过两位蓝袍遮身掩面的妇女。
看到我的镜头，她们没有像其他阿富汗妇女一样仓皇躲开。
其中一位略懂英语的阿富汗妇女告诉我，她和丈夫从硝烟弥漫的喀布尔带着五六个孩子，走了三天三夜，翻山越岭跑出来。
过关时还把身上仅有的2000 多卢比都给了边防警察才算买了条生路。
可如今两手空空的他们真不敢想以后的日子。
类似的事情，我在纳扎尔的舅舅家碰到的纳齐也说过。
刚刚从喀布尔逃出来的纳齐，30 多岁，曾是个开金店的老板。
他说半个多月的轰炸已使喀布尔陷入混乱状态，约一半市民已逃离城市，商业活动基本停止。
他们一家十多口人“不想坐着等死”
，就跑出来，奔波了近300 公里，翻山越岭，最后花了5000 卢比买通了边境警察，总算得到了一条生路。
“如果没钱呢？”
当时我惊讶地问。
“那就待在家里，等着挨炸吧！”
纳齐平静地回答。
据纳齐讲，虽然巴政府宣布关闭了巴阿边界，可边境线附近属于部落地区，没人管辖，许多边防哨卡管理松懈， 阿富汗难民一般花上三五千卢比“买路钱”
基本可以过关。
按照他的说法，逃出 129 / 185 来的难民多半是有钱、有关系的，而真正的穷人都留在战场上。
“没钱的老百姓总是倒霉的。”
他说。
“救援有时根本不管用！”
古拉坐在车上气愤地说。
据他介绍，难民营的救援工作由国际救援组织（主要是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和巴当地政府配合进行。
但是双方经常出现相互“扯皮”
的现象，要么互不负责，要么就是开空头支票，承诺的事情根本难以到位，导致许多难民在食品、药品及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方面处于极度匮乏之中。
眼见冬天快到了，帮助难民过冬的大部分救援物资仍没有着落。
伴着车轮扬起的阵阵尘土，我们钻进了由成百上千顶破旧帐篷组成的难民营。
我几次试图爬上高一些的土坡，登高望远拍摄一张难民营的全景图，但都令我失望了。
镜头中的灰色帐篷犹如我在腾格里沙漠中见到的茫茫沙海，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天边。
正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经济发展的累累硕果时，我恍惚间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惊诧于眼前的景象，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无数次地举起手中的相机聚焦在孩子、妇女和老人们的身上。
一个约摸四五岁的男孩赤裸着身子站在帐篷中间的一堆枯草里，黝黑而又凸起的肚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变形。
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抚摸一下他的肚子，男孩伤感的眼神看得我心里一阵酸痛。
刚做了“孩子他爸”
不久的我，想想祖国家中自己又白又胖的儿子，禁不住一阵阵感叹。
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钱包，一抬眼，周围一大群孩子在紧紧地盯着我，我的手又缩了回去。
进入难民营前，我们曾希望买些大饼带去给孩子们，被总管笑笑谢绝。
如今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知道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多么幼稚。
这里的问题绝不是几张、十几张，乃至几百张大饼能够解决的。
130 / 185 帐篷区寸草不生，风一吹，尘土四起。
我正在专心地拍摄一对母子的照片时， 拍摄胶片的佳能相机快门突然出现故障。
一检查，竟然是由于难民营里沙土太多， 灌进了相机左上部的调控按钮里，导致按钮不能正常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