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朱熹注：“风，声。”这三句的大意是：尹吉甫作一首歌，他诗的内容意义很伟大，它的土调儿极好听。《左传》鲁成公九年————————————————————————①参见《诗大序》②参见朱熹《诗集传》
说：“锺仪操南音”，范文子称赞他：“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按范文子所说的“土风”，即指“南音”而言，称赞锺仪弹奏自己乡土的乐调。《山海经》说：“太子长琴，始作乐风。”郭璞注：“风，曲也。”由此可见，古人所谓“风”，多是指声调说的。郑风，就是郑国的调儿；齐风，就是齐国的调儿；都是用地方乐调歌唱的诗歌。好象现在的申曲、昆腔、绍兴调一样，它们都是带有地方色采的声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调。《雅》是秦地的乐调。周、秦同地，在今陕西。周的都城在陕西省西安西南，古代叫做“镐”。这地方的乐调，被称为中原正声。按“雅”字《说文》作“鸦”，鸦和乌古同声，乌乌是奏调的特殊声音，所以称周首都的乐调为雅，①好象现在人叫北京的乐调为“京调”，叫用京调歌唱的戏为“京戏”一样。《左传》鲁昭公二十年说：“天子之乐曰雅。”风、雅的区别，好象现在俗调和京调的区别一样。雅乐又有《大雅》、《小雅》的分别，朱熹说：“小雅，燕飨之乐也；大雅，朝会之乐。”惠周惕——————————————————————————①据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大雅小雅说》
《诗说》说：“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说：“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以上三说都没有什么确证；所以，到现在为止，关于大小二雅的区别还没有得到圆满可信的解释，但它们属于音乐性质的区别是没有疑问的。颂，古代就是“容”字，阮元翻作“样子”①，即“表演”的意思。颂不但配合乐器，用皇家的声调歌唱，而且带有扮演、舞蹈的艺术。它和风、雅不同，风雅只清唱，歌辞有韵，声音短促，迭章复唱。颂诗多无韵，由于配合舞步，声音缓慢，多不分章，这就是颂乐的特点。②还有人提出，《周南》、《召南》的“南”和雅、颂都是古代乐器的名字。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说：“可知卜辞之‘八南九南’，或‘一羊一南’，实即‘八铃九铃’，或‘一羊一铃’，《小雅》之————————————————————————————①阮元《研经室集·释颂》说：“颂字&即容字也，故《说文》：颂，貌也。……容、养、羕一声之转，……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欢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也。”②从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周颂》说。
‘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实即‘以雅以铃”，‘胥鼓铃’也。”郭先生的意见，认为甲骨文的“南”字，是象形字，象铃形状的一种乐器。这是很有可能的。章太炎《大雅小雅说》说：“郑司农注《笙师》曰：‘雅状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另外《三才图会》里也有“雅”的图样。雅确实是古代一种乐器的名字，章说也是可信的。张西堂《诗经六论》说；“从文字通假上来看，古字‘颂’、‘镛’通用。《仪礼·大射仪》‘颂罄东西’注：‘西方钟罄谓之颂，古文颂为庸。' 《周礼·眡瞭》‘击颂罄笙罄’注：‘颂或作庸。’《书》‘笙镛以间’，正作‘镛’。”张先生的意思，颂宇古时候与庸字通用，庸即镛，是一种奏乐用的大钟，就是《大雅·灵台》“賁鼓维镛”的镛。这是一种新的见解，介绍给大家作个参考。但是我们要注意，即便南、雅、颂都是古代乐器的名字，到了编辑《诗经》的时候，这些乐器名字已经都演变为乐调名字了。郭沫若说：“《诗》之《周南》、《召南》、《大小雅》，揆其初当以乐器之名，孽乳为曲调之名，犹今人之言大鼓、花鼓、鱼琴、简板、梆子、滩簧耳。”这个意见是很精辟的。
风、雅、颂虽以音乐分，但风既是地方的乐调，其配合的歌词，多半是里巷歌谣言情之作，既是民歌，当然会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内容与其艺术特点。风诗亦有贵族作品，它流传于民间，得到了人民的广泛传诵和批准。《小雅》中也有民歌，如《谷风》、《采薇》，它可能产生于陕西的郊区，用该地的调子歌唱的，故列入《雅》中。《颂》则全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之作。所以《诗经》虽以音乐分类，但这种分类是和诗歌的思想、艺术密切相关的。此外，在这里还要介绍一些与《诗经》有关的名词，这些名词在以往研究《诗经》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诗之六义：风、雅、颂都是从音乐上得名的，古代的《诗经》整理、编订者们即按此标准将诗篇分类，于是这三种乐调便成为《诗经》中三种不同的体裁。另外，《诗经》还有三种杰出的艺术表现手法叫赋、比、兴，《毛序》将风、雅、颂、赋、比、兴放在一起，统称为诗之“六义”。四诗：有人主张《周南》、《召南》是独立的部分，不能算在《风》里，应该和《风》、《雅》、《颂》并列，叫做“四诗”。倡《二南》独立的，开始于北宋
苏辙的《诗经传》，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南宋王质和程大昌才正式承认。王质在《诗总闻》里将《诗经》分为《南》、《风》、《雅》、《颂》四部分，他说：“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礼》‘胥鼓南’，见《春秋传》‘舞象箾南龠’，大要乐歌名也。”程大昌《诗论》从其说，论据和王质说的差不多。到了清代，顾炎武、崔述起来响应。顾炎武《日知录》说：“《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崔述《读风偶识》说：“南者，诗之一体。”近代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释四诗名义》和陆侃如、冯沅君《诗史》都主张《二南》独立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魏源《诗古微》、胡承珙《毛诗后笺》开始反对《二南》独立，他们的理由约有三点；一、《周官》说的“六诗”和《毛诗》说的“六义”，都没有提到南。二、南是地名，不是乐名。三、《左传》叫《召南》的诗篇《采蘩》、《采蘋》做“风”。以上两派的意见，都有根据，各言之成理。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证得很清楚，认为“南”是古代国名，见于《世本》等书。他又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引《韩诗·周南序》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证明“南”确实是古代地名。周成王把南国
分给周公旦、召公奭做采邑，采邑不是国，不能加上“风”的称号，所以编诗的人就用采邑地名周南、召南做诗的标目。其实南既然是地名，自然也有它的地方乐调，列在《风》里，并没有不妥之处，又何必独立呢？《毛序》还有一种“变风变雅”的说法，他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是从它产生的社会根源立论的。马瑞辰加以说明，他说：“盖雅以述其政之美者为正，以刺其政之恶者为变也。”他认为正风正雅是歌颂统治阶级的诗，变风变雅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诗；这是从诗的性质立论的。郑玄将《二南》二十五篇列为正风，《邶风》至《豳风》十三国列为变风。《鹿鸣》至《菁莪》十六篇列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列为正大雅，《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列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昊》十三篇列为变大雅。他们所谓“变”，是对“正”而言，认为暴露统治阶级的诗，是不正的。实际上《诗经》里一些讽刺诗和爱情诗都是好诗，这不是把许多好诗故意贬低了吗？他们所谓正风的《二南》中的《羔羊》，不是一首讽刺暖衣饱食的剥削者的诗吗？《野有死麕》，不
是反映爱情和礼教的矛盾的诗吗，毛、郑正变之说，从诗的内容看来，是矛盾百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传统的“风雅正变“说，只能作为参考，切不可被它所束缚鲁诗、毛诗、齐诗又有四始之说。鲁说见《史记·孔子世家》，他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认为每种体裁的第一首诗就是“始”。《毛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毛序》所说的“始”，可能就是指“正诗”而言。成伯玙《毛诗指说》解释《毛序》这段话说：“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他所谓正，就是对变风、变雅说的。齐说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之《诗纬》，他说：“《大明》在亥为水始，《四牡》在寅为木始，《嘉鱼》在巳为火始，《鸣雁》在申为金始。”按以上三说，鲁说以《风》、《雅》、《颂》的第一篇诗为始，还有可取之处。毛说以《风》、《雅》、《颂》正是始，那是个人的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