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可见一般学者，是如何崇奉《史记》、《汉书》孔子删诗之说了。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是汉代的孔安国，他认为古代诗歌决不会有三千多篇，孔子决不会删去十分之九。③孔颖达、朱熹也不赞成删诗说，《正义》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①参见《诗本义》②参见《日知录·说四诗》③参见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引
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朱矗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诗，只是刊定而己。”“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经孔子时，已经散佚，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 ①到了清代，学者纷纷起来剖析，证明孔子井没有删诗，只有订正乐调的功绩；可以朱彝尊、赵翼、崔述为代表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孔子在《论语》中常说：“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就是定数，不是孔子删后定的。（二）如果古代真有三千多篇诗，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那么在先秦古书中一定会提到许多逸诗，但实际上逸诗只有二三十分之一，可见孔子不曾删诗。（三）《史记》上所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的。现在《诗经》中还保存着的“淫诗”，孔子为什么不删削？逸诗见于《仪礼》的，如《肆夏》、《新宫》，都被王朝所采用，认为“可施于礼义”的，孔子为什么要删削这些合礼的诗？————————————————————————————①朱彝尊《经义考》引。
（四）吴季札到鲁国参观周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演奏歌舞的十五国名与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相同，那时候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删诗。（五）古代外交家常常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有时让乐工歌唱诗句，借以表达他们的意图、态度，所以他们必定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子。如果诗真有三千多篇，当时的士大夫和乐工记不了这么多的诗。（六）孔子自己没有说过删诗的话，只说‘诵诗三百”。删诗之说，是司马迁说的。学者不信孔子自己说的话，却信别人的话。的确，我们研究《诗经》的人，应该信孔子自已说的话。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孔子对《诗经》曾作核定乐谱的工作，他在“正乐”方面是有功绩的。据赵翼《廿二史劄记·有后人窜入条》的考证，说明《史记》是有后人窜改的地方。关于孔子删诗这一段记载，可能也是后人窜改过的。总之，学者参加怀疑删诗说的论争，理由充足，已经取得胜利，没有什么人再会相信它了。-------------------------------------------①《论语·子罕》
孔子删诗说既不足信；那么到底是谁去整理、加工，成为现在这部《诗经》集子呢？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中说：“《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子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少。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郭先生的愈见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古书中记载的逸诗，多半是长短句，如《左传·昭公十二年》的《祈招》：“祈招之倍倍，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再看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及江有浩的《诗经韵读》二书，足够证明《诗经》的用韵完全是统一的，不带地域性的色彩。但是加工者是谁？先秦史传没有直接确实的记载，
无法证实。我们只能从诗歌的保存者和诗歌和乐舞的关系这两点去探索，认为对诗歌进行整理和加工的还是以太师和乐工们为最有可能。《国语·鲁语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正考父是春秋朱国的大夫，商之名颂，即《诗经》中的《商颂》（现在只存五篇），有人解释校为“校对”，就是正考父觉得保存在宋国的商颂，可能有错字或残缺，到太师处去校对一下，或者到太师处校正乐调。有人解释校为“效”，效是献的意思。这说明正考父自己作了十二篇《商颂》献给周太师。不管如何解释，都够证明周太师是当时诗歌的保存者。《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故事。他为什么统称风、雅、颂为“周乐”呢？因为每篇诗歌都有乐调，是由周太师配乐、保管的。《礼记·王制》的“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记载行人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可见太师确是掌管当时诗乐的王官。《周礼·春官》有“太师教六诗”，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的话，可见乐官不但是诗歌掌管者，而且还要承担教学诗乐的工作。从上看来，太师和乐工们可能就是诗
歌的整理和加工者，其中包括民间歌谣、文人创作以及庙堂乐章。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对此作过一番总结性的解释，他说：“春秋时，各国都养一班乐工，象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巨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算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大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他的解释，虽合《诗经》成书的历史情况，但不够全面。朱先生只说各国的太师和乐工是搜集和保存诗歌的专员，而忘记提周王朝的太师和乐工，他们是《诗经》和周乐的编订和保存的主要人物。高亨先生在《诗经选注》中说：“周王朝的领主为了充实
音乐，为了祭祀鬼神，为了夸耀功业或别种目的，作成诗歌，交给乐官。《周颂》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个来源。第二，王朝乐官为了给领主服务，尽到他的责任，留心搜集诗歌，《小雅》、《大雅》及《王风》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个来源。第三，诸侯各有乐官，掌管他本国的诗歌，诸侯为了尊重王朝，交换音乐，派人把乐歌献给王朝。《王风》外的十四国风及《鲁颂》、《商颂》里，应该有些诗篇出于这个来源。……通过上述的三个来源，诗歌集中在周王朝乐官的手里，并逐渐地增加起来，前后经过五百多年乐官们的编选，才算完成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高先生根据古书关于乐官的记载，叙述《诗经》编订成书的过程，突出周王朝乐宫的主导作用，是符合当时历史情祝的。我以为《诗经》中的民歌，是王官到民间采来的。贵族文人的创作和祭祀燕飨乐歌，是公卿列士献的，保存于官府，都是由太师所掌管。到了春秋时代，诸侯间交际频繁，一般外交家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加强他们外交的辞令，常常引用诗歌的章句，来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使其语言含蓄婉转而又美丽，形成当时上
层人物学诗的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周诗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训练口才的普遍要求下，乐官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地结成了一本教科书。《左传》和《国语》是春秋时代最可靠的史料，据后人统计，《左传》中引诗的句子，约有二百五十条，百分之九十五的诗都见于《诗经》，可见春秋时已有固定的教本了。
五 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上面说过，《诗经》原来的分类，是古代乐师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诗歌的声调划分的。我们现在为了便于分析，依据诗的内容，参照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一般意见，将三百篇分为下列八类：一 劳动生产的诗歌《诗经》里反映劳动生产的诗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人民在耕作渔猎中直接的歌唱，或表示劳动的偷快，如《芣苢》；或表现被剥削的痛苦，如《七月》。它们倾向鲜明，总是站在当时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倾诉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悄、愿望和要求。另一种情况，是统治阶级利用、
窜改民歌，作为自己的歌唱，如《载芟》、《良耜》等。它们的倾向性也不问可知，总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把农民辛劳所创造的财富，说成统治者祖先的功劳，并希望农民更加致力于生产，以让他们剥削到更多的东西。《豳风·七月》错综复杂地叙述了豳地农民一年四季无休止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了各个季节的物候变化，是一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织着的周民劳动生活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