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为什么呢？他用了三家的经典来作证，但是都歪用了，如《金刚经》中说“敷坐而坐”，他便说是“父坐儿坐”，父亲坐了儿子再允许坐，要不是如来是女人，怎么会这样家教呢。再说《道德经》中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有身”就是怀孕的意思，他便说老子不是女人，为何害怕怀孕呢。《论语》中说“我待贾者也！”，他读作“我待嫁着也！”假如孔子不是女人，那为什么要待嫁呢。一番歪解，赢得当时在场的皇帝大笑，赏赐丰厚。
李可及是歪解了三家的经典，但是实际上各家典籍也是与原来的本意大大不同了，这就是要拜自古以来的各家注释解说的缘故，而且时不时还冒出来真假经书的事。道佛和基督等宗教就不用说了，虽然都有各自的经典，但是对于经典甚至某个事件的解读不同，很容易便分成多个教派，基督教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区别，其中下面还分很多小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只要是关心中东局势的人也知道，佛教更是复杂，大乘小乘，汉传藏传南传，就连信奉禅宗这一系都有无数的派别。再说道教吧，我们在第一章便说到了，这道教是东汉才起源，就在这末年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便不算同一家的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教派，关键一点便是对于经典的不同解读，历史上无数的能人志士们都做过这改字先生，将那些经典著作改成为自己所用东西，便就拿儒家来说吧，一般认为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是《论语》，但是《论语》一书不是孔子所写，而是他的学生对他平时言论的整理，（有说孔子收集整理《诗经》，为《易经》做注，写《春秋》的说法，但是四书五经中的四书都非孔子所写）这其中是否遗漏，学生对孔子的想法是否理解透彻先不说了。就说日后对四书五经的注释就有很大分歧，很多儒家学者因为看法不同而分庭抗礼，其中不乏歪曲其书者，就拿西汉董仲舒来说，他是当时的集儒家之大成者，被认为是儒家大师，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他所说的“天人感应”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便是冲突的。两汉时期，因为对经书的分歧，还产生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分歧，两汉经学发达，出现了东汉末年郑玄这样的大师，（演义中说刘备拜郑玄为师）他们所依赖的便是对经典的解读，之后唐宋再兴的新儒学，南宋朱熹完成的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莫不是建立在这些儒家经典的解读，不过的读法就有不同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些大师们都做着或多或少的改字先生。
怎么改呢？在下才疏学浅，对这方面也没做过太过的钻研，就随便举个例子吧，深了我也说不出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很出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论语》中孔子说的，但是问题是古代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现在的标点符号都是后人加上的，大都是通过多年的阅读习惯，但是问题这些阅读习惯又是和前人的自己的想法有关。比如这句话就可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一来就成了孔子不想让大家知之，有愚弄人民的意思，但是我们换种读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概念就完全不同，成了有教育民众的意思。或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一种读法，假如将标点放在其他地方，还会有更多的读法，也就有更多的解释。而且假如放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又会有其他的解释出来，这还是仅仅一句而已。由此，我们可知，古代这些学者还当真不会闲着没事可干的。
自然，儒家大师都是小打小闹，毕竟终究还是要做学问的，不敢太过乱改。所以都没康有为做的彻底，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干脆做了一个《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这样的文章出来，将整个儒家学说的基础都改了，还成就了康圣人的美誉。不过在现在看来，这位康圣人的政治热情比学术能力高涨了许多，他的改动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政治意味太重，不会在儒学上留下太大的痕迹。
政治和学问还都是太严肃了，我们还是说文学吧，文学家才是真正的改字高手，而其中以诗词最甚，贾岛为“推”“敲”两字巧遇韩愈，王安石改十几字再定下“春风又绿江南岸”这般的佳句，都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何不知这妙手乃是诗人斟酌推敲，字锻句炼才得出来的。甚至有诗人为诗呕血的。毕竟如李白这般的天才少，大多数人还是要如杜甫一般苦思炼句，白居易这般改易才能成作的，只是即便如此，能如杜甫白居易这般成就的也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了。
若要真做改字先生，还是这最后一种更好些罢。
正文 第四十五章 水军
三国随章侃第四十五章水军
(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
本回演义的内容若是对中国戏剧有所爱好的票友必然十分熟悉，“群英会”这一出是三国戏中不可缺少的一幕，戏剧中重点突出的是蒋干的愚蠢，周瑜的智谋，曹操的多疑，是很考验演员表演功底的。这也是演义中赤壁之战连环计谋的第一出，先是对蒋干的反间计，再是黄盖的苦肉计，阙泽的诈降计，庞统的连环计，最终才是火烧赤壁。赤壁大战是演义中花费篇幅最多的一次战役，而其中重点则主要放在那些计谋上，可说赤壁战便被罗贯中写成了计谋战，一些还成了日后计谋所用的例子。
不过，这些计谋很多并非真正的史实，就拿本回这一出来说吧。蒋干确有其人，也曾受遣劝说周瑜，也是如演义一般无法说服周瑜，甚至连话都没说上几句，便回来了，但是却不曾拿了周瑜的书信，为周瑜反间计助力，而曹操更没有杀蔡瑁，且说他没中反间计，就算中了，刚定荆州，需要安定人心，蔡瑁这样的大族怎么可能随便杀了。只是蔡瑁日后的事迹不显，所以罗贯中便在演义中这样处理了。其实相对这而言，群英会中的一位更不可能出现，便是做监酒的太史慈，太史慈在建安十一年就死了，赤壁一战是建安十三年的事，罗贯中对太史慈也颇是偏爱，硬是让他的鬼魂坚持完赤壁之战，直到合肥一战中才死。
不过这并非本章的重点，本章的重点乃是说古代的水军，演义中周瑜为何要使反间计害死那蔡瑁张允，便是因为担心他们为曹操训练水军，所谓南北对峙中南方依仗着长江天涯，假若要渡江，那必须胜过南方的水军不可，而南方在水军上一直要胜于北方。
多江河湖泊且拥有中国第一大河的长江的南方是最早建立水军的，在春秋时期的吴楚两国都拥有着强大的水军力量，他们都是处于南方，这是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假如在南方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便意味着对内没有压制力量，对外没有防御力量。相对而言，北方建立水军的必要性则小得多，中国北方多是平原，交战大都以骑步为主，甚至北方的游牧民族甚至连船是何物都没见过，他们的战争态势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水军，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北方的水军远远落后于南方，三国时期也不例外，曹操所谓的在玄武池操练的水军根本毫无用处，他只能依赖荆州水军，然而荆州军新降，根本无心作战，这样一来则更不是原本就拥有最强水军力量的周瑜军的对手。这是曹操在赤壁水战中战败的一大原因。
需求决定着选择，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大量地区并不沿海，而且中国一直以来最主要的对手便是北方的敌人，而在东面南面的海洋，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中国注意的对手，既然没有敌人，那就没必要建立海洋性的水军，所以这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以陆战为中心，水军主要是以内陆江河为主，而且这往往也是在南北分裂对峙的情况下，一旦统一，保留南方庞大水军则就毫无必要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的水军力量在工业革命的时代之前依然在整个东亚世界甚至整个世界占据着领先的地位。
因为正如上一段所说的，只要有战争，尤其是南北对峙的战争中，水军的力量就是必要的，很容易得到快速的发展。假若说之前的两汉统一的太快，那三国形成的相当长的南北对峙的局面使得水军得以更加强大的发展起来，（当然，两汉在船只上的发展也是很快的，橹，舵和中国式硬帆便是此时的发明。）东吴甚至有余暇派遣水军由海路到辽东和台湾等地了。而在西晋统一后不过几十年，东晋南迁，再加上漫长的南北朝，中国水军力量从速发展，南方固然是保持着水军的强势，北方政权也在不断赶上。等到重新一统的隋唐时代，因为对外征伐的需要，中国水军也一度在海上与外国作战，如白江口一战，不过在政权重心向西面和北面之后，中国水军的身影就不多见了。而到了两宋尤其是南宋，中国水军再度得到了快速发展，偏安的南宋政权为了防御，极大程度的发展了水军，尤其罗盘等技术的运用，使得宋朝的船只业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宋朝的水军力量也前所未有的增强，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明朝，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是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水战，而郑和下西洋也是中国古代最大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此时的中国古代性水军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