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
那么，在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吗？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
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中的不少篇章；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不少故事。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尚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到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杯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甚至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轼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夫妻之间既无情爱，则男女之爱便只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别恋”。比如李商隐，写了不少情诗，很真挚，很感人，很美丽，也很隐晦，谁也猜不出那是写给谁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则怎么会说“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或者“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云云？看来是写给情妇的（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另有寄托，不是情诗）。至少，题中点明是赠给妓女者，便有《赠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这又是一大怪事！细究起来，大约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妻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这正如诗为“正”，故多言政事，而词为“诗余”，不妨聊叙闲情一样。
“疼老婆”的诗没有，“怕老婆”的事倒挺多。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老公怕老婆呢？这可统计不出来，但相信一定很多。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历来就有这一类的笑话，古代有，现代也有；平民百姓讲，达官贵人也讲。比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府夜宴，击鼓传花，轮到贾政讲笑话，一开口便是：“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结果，“只说了这一句，大家都笑了。”及至笑话说完，更是笑成一片。以贾政之“方正古板”，半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人，居然也会讲怕老婆的笑话，而且据他自己说也只会讲这个，这就说明这类笑话是何其之多。而以贾政之“非礼勿言”，半句出格的话都不敢说的人，居然当着母亲、夫人、子女、媳妇、亲戚的面，大讲怕老婆，也可见这类话题是百无禁忌，而这类事情更是遍地开花了。
历史上最有名的“怕公”，当数唐初御史大夫裴谈。此公之所以有名，不仅在于他有“怕绩”，还在于他有“怕论”。唐代的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和执法，相当于今之监察部长兼司法部长，想来口才和辩才都是很好的。所以，当别人嘲笑裴谈的惧内时，裴部长便发表了一通辩词。他说，“妻有可畏者三”：年轻漂亮时，看上去就像活菩萨，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萨的？等到好儿女满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岁时，薄施脂粉，满面黑色，看上去就像鸠盘荼，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鸠盘荼的？
裴谈的惧内既然如此典型，已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则大家自然拿他来做一个标竿。有一次，伶人为唐中宗和韦皇后表演节目，就居然唱道：“回波尔如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这里说的李老，就是中宗。中宗是“女强人”武则天的窝囊儿子，和他老子高宗一样，也是个怕老婆的货。所以，一个戏子，也敢当面说皇皇大唐，最怕老婆的，宫外是裴大人，宫里是万岁爷。此外，后来的唐肃宗，也极怕老婆张皇后，以至当时的诗人还有“张后不乐上为忙”的讥讽。
既然皇上带头怕老婆，则臣下效法，也就不足为奇。所以有唐一代，丈夫畏妻，竟成为一代风气，怕老婆的事，层出不穷。到了宋，皇帝受制于皇后的事，倒是不大有了，但士大夫阶层之畏妻，还依然如故。比如“河东吼”和“胭脂虎”的典故，便均出于宋。“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于前述，“胭脂虎”则是宋代尉氏县令陆慎言妻朱氏的绰号。朱氏凶悍无比，陆某畏妻如虎，居然连一县之政令，也要请示夫人，这就真是阴阳倒错，不成体统了。
所以，怕老婆虽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但有的时候，政府也不能不出面干涉，甚至禁止。
比方说，唐代的阮嵩和宋代的吕正己，便都因为惧内而被罢官。阮嵩是唐初贞观年间人，官居桂阳县令。有一次，他在客厅里请客吃饭，一时性起，招来女奴唱歌。老婆阎氏知道后，竟披头散发，光脚赤臂，持刀冲进席间，吓得阮嵩躲入床下，客人一哄而散。这事闹得“太不像话”，结果考评时，上司便评曰：“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便把他评为下等，罢了官。
吕正己是宋代人。有一次，他到一个有姬妾的朋友家喝酒。他的老婆听说了，居然爬上墙头大骂。这件事当然也闹得“太不像话”，结果皇上得知，也罢了吕某的官。照理说，丈夫惧内，就像前面说过的张敞画眉一样，原不过是人家两公婆的事，哪里用得着政府干预，皇上过问呢？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国古代政治，是“以礼治国”，而所谓“礼治”，又是要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这些原则，必须从上到下，全国执行。各级官吏，更应该身体力行，以为表率。如果一个官吏，竟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又何以治国？而一个朝廷命官，竟被当众辱于妇人而不能整肃，则国家体面何存？所以阮、吕两位，便只好丢了乌纱。
至于民间，对于这类事情，就不会那么认真了。在一般民众看来，老公怕老婆，不过是一件可笑甚至有趣的事情罢了。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夫为妻纲”，乃天下之通则，而这一家人居然倒了过来。这就像一个人把衣服穿反了一样，岂不惹人发笑？当然，衣服穿反了可笑，不仅因为那是一种“倒错”，而且因为这种“倒错”是无伤大雅的。民众以怕老婆为可笑，也因为这种事无伤大雅。认真说来，“夫为妻纲”是那些礼法森严的大户人家的事，小民们并不那么认真。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多地还是“男耕女织”的“互助组”模式。互助互补，互帮互让，无所谓纲不纲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实无伤大雅。
不过即便在小户人家，“男尊女卑”的样子，总归是要摆一摆的。如果有谁连样子都不摆一下，大家就会觉得有趣，也就无妨说他一说，给枯燥平板的生活添点乐趣，加点佐料。在这时，说的人笑，听的人笑，甚至被说的人自己也笑。笑完以后，也不当回事，各人回去照旧过日子。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关系，除恋丈夫和怕老婆外，还有一种情况数量也许并不太多，那就是夫妻相互仇视和敌视。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证据是，在中国的离婚案中，“好说好散”的不多，而“大吵大闹”的不少。其程序大体都差不多：先是相互不满，再是彼此指责，继而寻衅闹事，最后大打出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离婚。甚至直到对簿公堂时，还要互相辱骂。反正夫妻俩闹离婚者，多半已恩断情绝，反目为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