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他事后描述说，“她关掉了屋里的灯，这样那些马蜂过了一会儿就飞走了。我这下子真正走进她的屋子里了。”
在黑暗中他斜躺在沙发上，他凭借外面的一点儿灯光，可以看见她穿一条长裙，颜色偏暗，辨认不出是什么色彩。但她看着他的目光发亮，在黑暗的屋子里也能看得出来。她没有说话，既然他已经进来了，而且脸和脑袋都在肿大，她就要给他救治了。
“她用后来我知道的海里的一种东西，叫车螯的东西的壳烘成粉末，用醋调好叫我喝了下去，”他事后描述说，“我脸上的肿痛就渐渐消下去了。她又用胶带帮我拔取身上的毒刺。当时夜已深了，但她就坐在我的对面看着我。”
“你为什么非要靠近我？”她有些心疼地问。
“因为我想进入你的生活。”
“我不要无缘无故的爱。你说，这几个月来你为什么要缠着我？”
脸上仍旧很痛，但他挺住了。“答应我吧，做我的女朋友，然后再做我的妻子。你看，这一次我已剃掉了那一脸的胡子。你不会再有那种幻觉了。”
她跑到了阳台上，过去在夜间她可以看见那个人顺着麦田向她这里爬过来，在今天，她没有看见他。她又回到屋子，有些嗔怪地说：“你也太固执了，你为什么非要靠近我？那些马蜂，是可以杀死人的。”
“我要打开你心中的坚果，成为你的一个亲人，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我觉得我们会很好的。”
她沉默了，她还没有谈过恋爱，这个不屈不挠的男人从春天到夏天，一直试图靠近她，和她谈恋爱，并希望她走出屋子，这就是被一个男人爱着的感觉吗？她的心怦怦乱跳，她没有说话，而是进了她的卧室。这天晚上，她也没有梦见那个从麦田爬过来的人，甚至没有做任何梦。
在这年秋天他们结婚了。在冬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出租了空余的一套房子，在阳台上可以看见那棵已掉光了树叶的小树上的三个黑灰色的吊钟一样的蜂巢，但马蜂都已经消失了。在冬天它们去别处筑巢了吗？站在阳台上，他们指挥着保洁员用手慢慢摘掉了那三个空空的蜂巢，把它们扔进了垃圾箱里。
我们在那天晚上为了打一个电话而跑了很远的路，我们不得不跑那么远，因为高速公路上的电话亭十分稀少，它们至少要隔上一两公里才有一个，而凑巧我们碰上的电话又是坏了的。
我们的车坏在了高速公路上，具体说不是我的车，而是梁峥和陈晓雯夫妇的车，那是一辆进口的本田雅阁，他们买下它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我碰上他们十分凑巧，当时我为了策划一个电视剧而在京信大厦的咖啡厅里和制片人聊天，结果就看见他们了。
梁峥比我大几岁，但他已经是一所大学文科系的教授了，而他的妻子陈晓雯，则是北京女界一个十分有名的律师。凑巧的是梁峥也认识我的制片人，我们互相打了一个招呼。看上去他们夫妇有些疲倦，显然他们还有些心事。我知道陈晓雯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就在这幢大厦的某一层。他们正打算回家去。我刚好和他们住在一个社区里，那时候我还没有买车。我说我可以搭你们的车吗?
“当然可以，今天的雾很大，社区班车不会太顺利。”梁峥说，“咱们走吧。”
的确是这样，一个小时一趟的班车已经紊乱了，一定是路上出了不少车祸，能搭他们的车我感到轻松。我们和制片人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我和梁峥、陈晓雯夫妇一起走了出去。
“在谈一部什么戏?”梁峥偏着脸问我，然后按动车内的电动车窗，把窗户开了一个小缝。这一回是陈晓雯开车，这是一个精明强干而又很丰满的女人，我想她一定比梁峥更喜欢掌握着方向盘。
我坐在后座，我对前面右侧座位上的梁峥说：“一部偶像剧，特别无聊，我想挣那笔钱，因为他们的投资早到位了。”
“啊，偶像剧，我都很爱看，什么时候上演，给我说一声。”陈晓雯把车子开出停车场时说。
“我已经拿到编剧的钱了，两个月后可能就会开拍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梁峥其实这几年也在参与影视策划，他给电视台策划了不少节目，而且我听另一个导演说他也策划了一台电视连续剧，是关于互联网的。梁峥即使三十多岁就当上了正教授，但他在大学里却只能拿到一两千元钱，肯定不到他妻子当律师挣的钱的十分之一，为此我猜想他一定有内心的压力促使他去挣钱。我知道没有一个挣钱多的女人会由此感到平衡，即使她嫁的是苏格拉底，她照样也会把他赶出门去挣钱。因此，大学教授梁峥教课之余去策划影视也是十分正常的了。
我和他认识好几年了，但在社区里碰见他则是最近的事。那天我陪一个来看我的朋友在社区里遛弯儿，看见有一幢带花园的底层楼前有人在弄烧烤，而我对烧烤又很敏感，我闻到了孜然的浓烈的香味，然后我就看到了正在烧烤的满头大汗的梁峥。
我们打了一个招呼，我自告奋勇帮他烤肉。我的烤肉技术不错，把肉烤得十分焦黄鲜嫩，因此获得了可以一同进餐的邀请。
梁峥和陈晓雯买下的这套房子有一百六十平方米，客厅很大，餐厅是独立的，装修得十分气派。但恕我直言，这一套更像是律师的房子，而不像是一座大学教授的屋子。当然我没有说出这样的感觉，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有烛光的烤肉晚餐。
那天我见到了他们的儿子，一个已经上初中的小家伙。那是一个机灵鬼，整个晚餐期间他都在捣蛋，在几个屋子之间来回乱跑，一刻也不消停，然后我听到梁峥的一声断喝：“你再调皮捣蛋，我就要把你送到外国去读书了!”
很多中国人最近几年都在忙着把自己上中学、甚至是上小学的孩子送出国去读书。在他们的车里坐着，我想起来最近在北京举办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教育展上，人多得吓人。我记得还看见了梁峥和陈晓雯夫妇的身影，当时他们一个人拿一大包资料穿行在人群当中，只一晃就不见踪影了。
我想那时候他们就已开始谋划着把儿子送出国去念书的事儿了。
那天雾很大，能见度很低，从汽车收音机里我听到机场航班全部延误的消息，但我还听到了他们在谈论他们的儿子。
“那所学校出过不少英国的财政大臣和部长，还出过一个首相呢。那所中学在英国算是一所老牌名校了。”陈晓雯压低声音说。
“可他不想去。我看还是让他念完高中再说吧。出国读大学最好了。”梁峥说。
窗外高速公路上的雾大极了，被风一吹一阵阵漫卷过来，妖气十足，所有的车都打着紧急灯，黄色灯光一闪一闪，显得情况紧急。我注视着前面一辆汽车那一闪一闪的尾灯，突然决定就这个话题和他们聊一聊。
“我有一个朋友，两年前送他们的儿子去英国读中学，最近一个假期儿子回来，有一件事让他爸、也就是我的朋友吃了一惊。”
“为什么?”梁峥急切地问。
“我这个朋友的儿子读高二，在他爸为他准备行李时，他对他爸说，‘爸，还少一样东西。’他爸很纳闷，‘什么都不会少，儿子，还少了什么?’他儿子说，‘就是少了一样东西。’你们猜少了一样什么?”
“也许是他爱吃的东西?”陈晓雯说。
“我猜到了。”梁峥十分肯定地说。
“你真猜到了?”我怀疑地问，“那你说是什么?”
“是吉他。中国男孩爱弹吉他。”
“带吉他去英国?他疯了吗?不会是吉他。”陈晓雯反驳道。
“是避孕套。他儿子说在英国学校里都发的，所以这一次回国他要带中国避孕套回去叫他的同学看一看。于是我的这个朋友就给他的儿子买了两盒。他的儿子一看还不满意。”我说。
“不满意什么?那东西有烂了的?”梁峥笑了。
“不，而是颜色单一。他儿子说在英国他们发有七种颜色的那种，每星期有七天，所以有七种颜色一盒的避孕套。这话让我这个朋友大吃一惊，看着他儿子恨不得打他一耳光。”
“绝对不能打孩子。”陈晓雯说。
“有时候就得打，不打不成材。”梁峥说。
“问题不在于打不打，关键在于我这个朋友意识到他把孩子送出去，已经有了不好的结果，他和儿子已有了不能沟通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常对我说，不该把孩子那么早就送到外国去。”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英国他儿子是否用了学校发的避孕套。”梁峥说。
“如果是女儿那么对我说，我一定会受不了的。”陈晓雯说。
“一般都是男孩准备避孕套，这你不懂。”梁峥擦了擦窗玻璃上的雾气说。
“他们是孩子上初三时送去的，现在，我的朋友害怕会失去他们的儿子。”
“怎么会呢?不就是学校发了那个吗?在北京不少大学校园里也放了自动售卖机呢。那是为了防病。我看你这个朋友不用太害怕，儿子早点儿成熟没什么大不了的。”陈晓雯说。
大家沉默了。高速公路上的雾似乎比刚才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