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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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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书籍名:《曾国藩评传》    作者:刘忆江


                                    年底补转侍读,但品级相同,还是从五品。次年,两个兄弟国潢、国华联袂进京求学,衣食住行及学习考试的费用,作为大哥的他,自然要全力负担。这样,曾国藩的家累仍很重。

            转过年来(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仕途上仍是顺风顺水。三月派任会试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即转补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自古为辅佐储君的衙门,清代自雍正以后不立太子,所以詹事府的职任成了闲曹。“诸官毫无所事,不过如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13左右庶子均为正五品,年俸增加不到六两银子,可却是仕途中极为关键的升转站,到了这个位置,意味着高层的大门就要对他敞开了。年底,他被补任为日讲起居注官,同时直文渊阁事,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但疾病却伴随升迁而来。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种顽症,“自头面以达身体皆见癣斑,靡之有痒,搔之见灰。医人阅数十,银钱靡数百,洎无成效。”14此症时愈时犯,时轻时重,伴随了他后半生,从症状判断,应该是牛皮癣。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锐气,以致好长一阵子,折磨得他“颓散万状,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页”。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仍居上游,名列二等第四名。“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国藩便一跃升任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对此,他惊喜之外亦颇感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7随后他又被派任为教习考试的总裁,成为该闱百余名中式者的座师,18仅门生们的贽敬银,就收入了二百余两。19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随着曾氏的资望渐高,“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20挚友刘传莹,还乡后病死,曾国藩收检校刻其遗著,买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不售,贫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后事;曾国藩撰写墓志,并代为买石勒铭。朝廷因水旱灾害蠲免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当具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负一乡之望。从当年那个初涉京师,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不过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位列京堂,曾氏从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家境纾缓了不少。“公官京师十年,俸薄不给于用,取资称贷;及官侍郎,每岁以其所得俸银数十两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济族戚之贫者。”21可升官后,“应酬较多,用费较广”,还旧账,借新债,仍是摆脱不了寅吃卯粮的局面。年终岁尾,积欠的债务仍接近一千两银子。居京八年,曾国藩早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手头拮据,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只能要兄弟们返乡看顾。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为一任学政最好,三年任满,即可归家省亲。退而求其次,或派任为外省主考,能解决旅费问题,也可就便归省。22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年年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今天的人怕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收入,京官只有干俸,若是存了做清官的心,欠债那是必不可免的。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23

            而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其家风与农家子弟本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天道好还的道理。由此看事看人便有了一种别样的眼光,进入到哲学的境界。所谓富贵繁华,终成过眼烟云,绚烂而归于平淡,才是人生常态。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24

            话语平实,卑之无甚高论,只停留于独善其身的层面上。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于炙手可热的当口,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故名利当头之际,为官者大多患得患失,勘不破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而来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但于八股之外的博览群书,志同道合朋友间的砥砺切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这个过程我们放到后面去谈,现在还是回到本题上来。

            曾国藩外放的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他所期望的江西乡试主考的外差落了空,“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道)也!”25八月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武举人复试阅卷大臣诸职,公事之繁忙,刻无暇晷。心情抑郁的他,甚至废然思退:“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愿)。”26十月,祖父星冈公去世,曾国藩请假两月,在寓所守制。孰料年底,皇太后去世,转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也薨逝了。治丧典礼,乃礼部职责所在,假期未满,曾国藩也只能入宫参与办理丧事。直到咸丰二年三月,大行皇帝的梓宫奉安下葬,丧事方告结束。其间,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又先后兼署了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之职。尤其是刑部的公事,忙冗异常,“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他办事认真,任劳任怨,皇帝派他兼职是鞭打快牛,并无真正的实惠。故曾国藩虽一身兼任五部侍郎,可薪俸仍然只是一份,以至于年终腊月,还要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年。27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七月,行次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曾国藩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新旧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赙仪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俗谚,破家值万贯。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