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而您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给贾兰坡的信中却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１８日到２１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觉得这些说法有点互相矛盾，因为如果按照裴文中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你们的回忆又是在１１月中旬左右?您能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反正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笔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２０岁出头，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笔者：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对我说：“博文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笔者：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笔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笔者：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的问题似乎算不上一个理由?
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
笔者：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笔者：但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笔者：那么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
笔者：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
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
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１９４５年前就生病死了。
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
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１２０厘米长，７０厘米高，３０厘米宽；大的为１３０厘米长，３０厘米高，７０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包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一些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ＣＡＳＥ１”和“ＣＡＳＥ２”的字样。
笔者：对不起，我们英语不行，ＣＡＳＥ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
胡承志：ＣＡＳＥ就是箱子的意思。
笔者：您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承志：大约２个多小时。
笔者：２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承志：因为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前，即１９３７年的６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这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院Ｂ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笔者：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笔者：“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笔者：您可以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承志：当然可以肯定。
笔者：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承志：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笔者：(大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承志：博文的秘书。
笔者：秘书?男的女的?
胡承志：女的。她说博文交待过，她知道这事。
笔者：叫什么名字?
胡承志：记不清了。
笔者：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承志：还有两个秘书。
笔者：这两个秘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胡承志：也不知道。
笔者：那么您将箱子交给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承志：没有。
笔者：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为什么不亲自交到博文手上呢?
胡承志：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化石后来会丢失，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反正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送去就行了。不过，装完箱后，我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记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Ａ和Ｂ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听说博文就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
笔者：箱子从博文办公室转移到保险库时，是您和博文一起干的吗?
胡承志：不是。博文转移化石时，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笔者：既然您不在现场，凭什么说两个箱子就一定是转移到了保险库呢?
胡承志：我是听人说的。
笔者：听谁说的?
胡承志：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笔者注：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