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叶圣陶先生晚年送客，总要送到门外且深深鞠一躬，据受过此礼的人说约九十度，你若遇上了，千万别以为这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最有趣的该是梅兰芳了，他是京剧大师，请他看戏想得到赞评的人特别多，据说梅先生看了别人的戏总要赞一声“不容易”，你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好不容易，也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差也敢演真不容易。
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锺书称赞——不可当真”。
反叛了的“钱迷”
一九九八年的文坛，似乎平平淡淡没什么新花样儿，不像一九九七年那样，从年初就闹起的“马桥事件”，到年底都完不了。那是你不细心。细心的人们仍可发现，在这平静之中，还是有几个热点的。一是对知青作家文学品质的指摘，一是“钱迷”的反叛。这里只说后一个。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六月十七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刊出范旭仑、李洪岩联合署名的长文，题为《杨绛一文指疑》，其中指出，杨绛说钱锺书怎样敬重吴宓是没有的事，反而钱锺书当年那句有名的刻薄话，即“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却不难坐实。
六月十八日，广州的《读书人报》上刊出范旭仑的文章，题为《立传要对传主负责》，表面看是批评新近出版的《杨绛评传》(孔茂庆著)，实则是批评杨绛本人。
比如对书中所说，杨绛“一九三二年春东吴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作者认为杨绛并未在东吴大学毕业，不过是这年春天学校因风潮停课，北上清华大学借读，并没有考取什么研究院。
这样的材料，一般不会是作者编造的，大都有明确的出处。果然，一查就查出来了，在《杨绛小传》上，载《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三卷第432页。根据全书的体例，这篇文章当是杨先生自己的作品。至于考入的时间，《杨绛小传》说是一九三二年秋，又在别处说是一九三三年秋，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256页。除非老糊涂了，世上哪有自己弄不清自己的最高学历是哪年开始的?不说哪一年了，作者说他翻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都没有“杨季康”(杨绛本名)三个字。“研究院新生名单”一九三二年度外国语文研究所只有一人，就是赵萝蕤。
这里我插一句，范先生的话不很严密。据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第二页上说，“惟一的同班同学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我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可知一九三二年外文所还有一个学生，只是亦非原名杨季康的杨绛先生。
说一个著名学者在学历上造假，这是很重的。
范旭仑和李洪岩，都是铁杆儿的“钱迷”。范、李二人合编过《钱锺书评论》，两人在书中曾说：“我俩做钱迷，迷龄都快二十年啦。”
然而，无情的现实，曾给过“钱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记得就在去年某月的《光明日报》上，赫然刊出范旭仑、牟晓明二人的道歉启事，说他们未经钱先生的允许，编辑出版《记钱锺书先生》怎样的不对，并特意说明，书中所收《杨绛笺证稿》一文割裂了杨先生的作品怎样的不妥。
我当时看了，既惊讶又不以为然。这样的启事，若是钱锺书与杨绛两先生不追究，是没人追究的。
年轻人的做法，即便有什么不妥，也绝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实在是太热爱钱先生和钱先生的作品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私心的话，顶多不过是想在众多的“钱迷”中占据一个较高的地位，将来若成立钱迷协会，弄个副会长或是秘书长当当，不过是揽个跑腿的差事罢了。更高的职务比如会长，肯定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这样的热心人受到被热爱者这样的惩罚，实在太让人寒心了。
对于钱先生的学问，我没做过研究(《管锥编》仅看过两本)，不敢说什么，但有一点是敢说的，那就是《管锥编》等著述用文言文写作，我是不敢恭维的。不管他的文言文写得多好，又怎样的情有可原，我可以理解但绝不赞赏。若他也能像胡适先生那样，用白话文写学术文章，纵然写得不太好，我也会敬重有加的。现在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管锥编》的白话本，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我的前提是：若是道理，用文言文能说清的，用白话文也能说清；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这里不存在对钱先生本人尊重与否的问题。
此事对我们的教训是，对名人的学问可以尊崇，但得有个限度，不能神化，以为非人间之物。是其是，非其非，除了自己喜爱的姑娘，对谁都不应当着迷。当初范、牟二先生若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就不会自命为“钱迷”，也就不会有登报道歉的屈辱。
毕竟还有读书人的气节，当他们的爱受到轻蔑时，那知识积聚起的力量，便向另一个方面转化了。当年因了热爱，片言只语都留心揣摩，如今因了这情感的转化，对方的任何失误也就逮个正着。要认真都认真。不能说你是名人，你可以认真，我们是小人物，我们就只能被你们认真。这回范旭仑先生算是长大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平日劝老年人要宽容，多是从“伤身”上考虑的，意即不宽容会生气，生了气会损伤身体。实际上，这样的劝说还是不理解老年人的毛病。从自重上劝譬，会更深刻也更有效。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糊涂，而宽容可以消解糊涂，至不济也可以掩饰糊涂。比如在《汇校本》、《记钱锺书先生》等事件上，钱、杨二先生糊涂些，他们的形象会可爱得多。一个事事精明的老年人不说讨厌了，总让人喜欢不起来。
酷评萧乾
现在我们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了。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取悦巴金的。《曹禺传》的作者不仅不纠正，反而移花接木，使之发扬光大。
韩石山酷评萧乾
曹禺的《雷雨》是巴金发现的，从废纸篓中捡出，登在《文学季刊》上。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是个荒诞的神话。写《李健吾传》时，我看过当时人写的文章，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然而，这个神话却一传再传，越传越真，既见诸曹禺的传记，也见诸零散的篇章。当时曹禺还活着。我诧异莫名，心想，这样的谎言，只要曹禺出来说上一句话，不就清楚了吗？
我还是太傻。曹禺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说这个话呢。这不光关系着他，还关系着巴金。而且，有这个神话多好啊，既可见出两人的交情，也可以见出他的神奇。反正经手此事的靳以先生早就死了，知道此事的李健吾先生活得又那么可怜，老病缠身，自顾不暇，就是身强体健，谅他也不敢造次。李健吾是一九八二年去世的，萧乾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萧乾发表此文，若不是记忆有误，也是一举几得的好事，毕竟曹禺、巴金，当时都是文坛上乃至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当上中央文史馆的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这样的神话还很有几个，有的比这个还要大，还要荒诞。迟早有一天，这些神话一个一个都会破灭的。道理很简单，它们不是真的。
《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1)
《雷雨》是名剧，最早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出版的《文学季刊》上。近些年来一些专著和文章，都说是巴金发现了《雷雨》，更有甚者，说巴金从废纸篓里捡出了《雷雨》。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能说没有辨正的必要。道理很简单：吹捧某一个人吹得再玄，只要不伤害别人，我们都可以因其善意而默不作声；若伤害了别人，就不能说是善意，也就不能默不作声。
《曹禺传》，田本相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八月初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二次印刷。第158页上说：“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于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编辑的层次》，盛晟作，载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文艺报》第一版。其中说：“一代代的名家都是通过他们与读者见面并逐渐熟悉的。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要断代；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会绝种。巴金老人可算是这个层次编辑的代表。他从废纸篓里发现了曹禺的《雷雨》，使这部经典名作免遭了埋没的厄运。”
《雷雨》的手稿，是曹禺亲自给了章靳以的。这岂不等于说，是靳以压制了曹禺这位天才剧作家，是靳以把朋友给他的手稿，扔进了身边的废纸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