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杨继盛手书遗嘱的刻石也在那里，这份遗嘱是在狱中写成，其中饱含了他对亲人的无限温情，从千叮万嘱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铮铮铁骨转换成的百尺柔肠。遗嘱原稿现在已经首批刊登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杨继盛在他的北京宅第中，前后居住不到一年时间，还没有在北京监狱中住的时间长，他当时关押在刑部大牢，明朝刑部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建在宣武街西，因为官署所在那里称刑部街，也就是西单牌楼一带。杨继盛被害后，人们在他的故宅建立了祠庙，春秋祭祀，再后来就成了松筠庵。后人在故居西南角建造了一座小亭，把杨继盛手书联语、手书遗嘱等刻石嵌在亭内壁上，此亭称为“谏草亭”。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还把守护城池的城隍神与杨继盛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上盛传杨继盛就是都城隍神。就这样，杨继盛从人到神，永远活在京城百姓的心中。 说起来在杨继盛就义后的几百年里，松筠庵发生过许多故事。但是其中最著名的，还是300多年后，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集合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事件，也在此地发生。古代科举由官家车马递送，“公车”成为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所以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廷欲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当时正值科举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汇集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到北京会试，得知消息，极为愤慨。于是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拒签卖国条约，力言不可割让台湾。但是最终条约还是签订了。此后，据说有1300余名举人在松筠庵谏草亭集会，康有为慷慨激昂发表演说，主张变法强国，并连夜起草了14000多字的上书，由全体举人传阅签字，并由松筠庵集队出发上呈。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梁后超等人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印发全国，影响颇大。
松筠浩气杨继盛(3)
300多年前的松筠庵，杨继盛视死如归疾书弹劾严嵩疏，慷慨就义；300年后的松筠庵，十八省举人在康有为愤笔急草的拒签丧权辱国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上书上签名，群情激昂；历史在这里凝固，却又在这里流动，凝固的是一脉相传的士子爱国赤子之心，流动的是汹涌澎湃的士子忧国忧民之情。信矣！浩气长存人世间。 （万明）
灵济讲学显徐阶(1)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无风风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者，灵济宫。”这是明代崇祯年间刘侗所作《帝京景物略》内一段文字，描写的是北京西城内的灵济宫。灵济宫为一道观，在北京西城内，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祭祀玉阙真人和金阙真人。然而，在明后期历史中，灵济宫的声名，不是因为道教的宫宇而著称，而是因为一位名叫徐阶的政治家在这里讲学而著称。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京城的官僚、从外地而来接受考察的外官、赶考的举子以及国子监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灵济宫，集会讲学。当时，推动此次讲会的主要人物是江西学者罗汝芳，而来自松江府华亭县的徐阶是遥控此次讲会的盟主。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晚年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人，所以明代的人也称徐阶为徐华亭。根据徐阶的老师聂豹的说法，徐阶的号由“少湖”改为“存斋”，是大有深意的——“因为，湖是以地为名，表达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字是指‘存心’，表示要潜心于学问了。”当然，徐阶潜心穷研的学问，也就是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徐阶一辈子都孜孜不倦地为宣扬王守仁的阳明心学而努力，尽管他本人没有跟王守仁学习。不过，当徐阶还是一名县学员的时候，就受到了当时任华亭县知县的聂豹的影响，后来，又从王守仁的弟子欧阳德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关于“良知”之类的学问。所以，在他任江西提学副使的时候，他曾经千方百计地去寻了几幅王守仁的画像，并且修建了祭祀王守仁的庙宇。他晚年做了内阁大学士之后，他与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李春芳就成为当时王守仁的徒子徒孙们讲学的护法了。当然，徐阶并不只是一位学者，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北京既是他的学术舞台，更是他的政治舞台。他在北京的时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中进士之后任翰林院修撰的日子；第二个阶段是他重新入京直至最后被另外一位政治人物高拱逐出京城为止。 嘉靖元年（1522年），徐阶参加应天乡试，中第八名。应天府是明代的南都所在之地，所以应天的乡试以主北京的顺天乡试，向来是极出人才的。尤其是应天乡试，因为汇聚了明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的读书人来考试，所以很受人关注。在这次乡试中，除阶中了第八名。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明代制度，进士一甲的三人一般都优养在翰林院中。其中，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编修，第二名、第三名则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院在明代也称作为史馆，里面的人每天读书写文章，并没有烦人的政事。当然，也有不耐寂寞的或者是想做点事的，经常跳出来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发表评论或是出建议的。徐阶在嘉靖九年（1630年）上疏，反对孔庙改制。孔庙改制的运作者是嘉靖皇帝和大学士张璁。改制的事件并不单纯是一种礼仪的变更，而牵涉到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当初正德皇帝死后没有继承人，于是以兴献王长子即位，是为世宗。后来，世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并引发朝廷内外一系列的争论，史称大礼议。孔庙改制亦是承接着大礼议的逻辑而来。因为，原本孔庙里孔子及四配供奉于正殿，而孔子及四配生父却反而只能在两边的庑廊里享受香火。世宗既然口口声声说要以孝治天下，就不得不改变孔庙的规制。于是，大学士张璁提出了“孔子不称王”、“毁塑像，用木主”、“削从祀弟子爵位”、“改大成殿为孔子庙，内增设启圣祠”等建议，并都被采纳。总的来说，改变后的孔庙规制明显地降低了孔子的地位。这件事对于一直以来把孔子当作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儒生们来说，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但是，也许是大臣们在大礼议中学乖了如何奉承嘉靖皇帝，大家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据说，徐阶“独持不可”，并与当时权势熏天的张璁辨论。张璁怒道：“您竟然背叛我！”徐阶正色回答道：“所谓背叛，是因为先有阿附。我从来没有阿附过你，怎么谈得上背叛呢？”这件事闹到后来皇帝也知道了，自然便容不得徐阶。一纸调令，将本来处于清要之职的徐阶送到遥远的福建延平府去作专管刑狱的推官了。据说，嘉靖皇帝在柱子上刻了八个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
灵济讲学显徐阶(2)
按理说，皇帝这么厌恶他，徐阶自然再也没有进京做官的可能了。然而，在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学政、江西学政迁转数年之后，嘉靖帝竟忘了当初的誓言，召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随后又做过国立最高学府的校长即国子监祭酒，又做过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最后因为青词写得好，得到了皇帝的宠信。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作为绿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作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因此，为皇帝写青词，虽然在后来似乎成为他们的瑕疵，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徐阶的青词写得好，慢慢地就进入了内阁。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三月，徐阶入阁，成为东阁大学士。不过，排在他前面的大学士还有严嵩。也说是说，严嵩是首辅，而徐阶还只是次辅。严嵩专权，自然有专权的本领了。徐阶也惹不起。据说徐阶对严嵩是事事小心，曲意奉承。但是，身材短小、相貌白皙的徐阶其实城府极深，他时刻在等待机会。严嵩的本领，一是善撰青词，二是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因此，严嵩拟写的批文总是很称皇帝的心意。后来因为严世蕃居丧无法入直，又一味地贪纵淫乐，无法代他父亲为皇帝拟旨了。严嵩自己拟的旨不往往不合世宗的胃口，渐渐地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对于徐阶来说，扳倒严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一个厌恶严嵩的道士蓝道行为世宗扶乩。皇帝问蓝道行说：“天下为什么不能太平呢？”蓝道行说：“因为有小人在皇帝身边。”皇帝再问小人是谁，蓝道行便说是严嵩。扶乩的事被宫里的大监传到御史邹应龙的耳朵里。邹应龙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