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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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反右”“文革”风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作者：白石 冯以平
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对现实和未来都仍然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小说。反右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文革”那场大劫难的先导，但却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不仅年轻的一代已无从回首，连当事人回想起来也仍然发蒙。本书的作者白石同志因始终不承认任何罪行，被打成极右，在劳改农场改造12年，又被押送回老家“群众专政”。他们夫妻二人以亲身经历为背景，在耄耋之年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把几乎在我们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打包存档、束之高阁的往事，活生生地又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家出版社 出版
第一部 禁地
白刚是坐长途公共汽车由几个同志“陪伴”着去那个神秘的鬼地方的。这种“陪伴”使他产生幻想，以至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知道对他的处理很重，但也无非是弄到一个地方去劳动。只要换个地方就比原机关好。他在这个机关工作了十年，实在让人伤心。劳动并不可怕。到农村劳动正可以深入生活，把他爱好的文学创作拾掇起来。他是文学系的研究生，一直想当个作家。不能工作就写些东西。但他心中还潜藏着一个更大的希望：离开机关就可以申诉告状了，他相信党中央很快会正确处理的。他坚信自己没有错误，是机关不讲理错误地处理了他。他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沾边儿呢！所以，虽是重处理，他却毫不悲观，一路上还给“陪伴”他的人讲《三国》，说《红楼》。
“陪伴”他的人也乐得他傻乎乎地高兴。因为只要他不自杀、不逃跑，“平安”地把他送到地方就算完成了任务。只是他们心里说：大祸临头了他还不觉。真是“望乡台上打哇哇——不知死的货”。民间有个传说，阴间有个望乡台，人死以后鬼魂被小鬼用铁链子牵着，在这个台子上还可以看见阳世间家里的情况，这台一过便进入地狱了。到了地狱门口还穷乐和，这不是不知死的货吗？
只是白刚不是被小鬼而是被朋友押送到“地狱”的。朋友？是的，他们是朋友。白刚与他们友好相处，已经十来年了。不仅是朋友，在他们眼里，白刚还是长者，因为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已是机关里一个部门的实际当家人了。当年是他从全省几所有名的中学里，把他们选拔到机关来的。眼前这个温原，当时还是一个初中生，另一个也仅仅是高中二年级，一下子到了省级机关，自然一切都是生疏的。白刚生活上对他们体贴入微，工作上一点点地帮他们；他们对他很感激，但更多的是敬仰。因为日本统治这个省会城市的时候，他就在大学里搞地下工作。国民党来了蹲过监狱，以后又到解放区。经过战争，搞过土改，还在解放区大学里读研究生。所以他们都把他看作老大哥、老革命。而一夜之间他竟成了敌人。竟由他们把他押送到一个可怕的地方。
公共汽车的窗外是一片寒冷萧瑟的原野，一眼望不到边。这使他想到妻子吴玉萍，不知她被送到什么地方。离开省城时只知道她的处分是监督劳动，却不知去哪里。自己也是劳动，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问过却没人告诉他。
公共汽车到站了，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夜，一大早又坐上了雇的大马车。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一无所知。从押送人与车夫的谈话中他知道要到天黑才能到达。这辆不大的胶轮车上，拉着他的行李、皮箱和柳条箱，车尾放着喂牲口的草笸箩，还要坐四个人，已是满满当当的了。他们让他坐在车当中他那个大行李上，他谦让了一下才就了座。这是大车上最好的位置——“软座”，行李后面的皮箱恰好可当靠背，坐累了还可以躺一躺。那三个人两边各坐一个，另一个人则坐在车后边的笸箩里。白刚看到车尾巴上颠簸得很厉害，坐在笸箩里腿也不能舒展，便以大哥哥的身份说：“坐那里边多难受啊！到里边来！”回答却说：“这里挺舒服！”他心里很奇怪：那里怎么会舒服呢？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
大车在坑坑洼洼的土道上颠簸，起初使人精神紧张，不知什么时候会把你颠到什么地方去，磕碰到哪里。时间长了神经也就麻木了，这种颠簸便成了催眠术，摇晃得使你昏昏欲睡。他终于睡着了。可能是车辙里有个大坑，车猛然一颠，他醒了，还没睁开眼睛，却听见温原小声说：“他没发觉吧？”另一个说：“谁知道呢？小心点，还是给你吧，转移个地方好。”他很奇怪，这是说什么？他偷偷地睁开一点眼睛，惊奇地发现温原正在接过一支手枪。“啊！手枪，是对付我的。难道你们真的以为需要用这个对付我吗？”他又合上了眼睛，却再也睡不着了，他困惑不解。他们竟然带上了手枪，就是我这几个好朋友，如果认为必要，比如说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或是认为我要逃跑，他们就可以对我开枪，就可以打死我。这当然是领导的主意，可是这些领导，对他都是了解的啊！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他又想到在大车上让他坐在这个中心位置，也不是对他的照顾，而是三人成犄角之势，前面是车夫，他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这也是以押送犯人的办法对待他了。这时他才知道坐在后面笸箩里的人为什么“挺舒服”了。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同志，是朋友，为什么现在竟用枪来对付我？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2(1)
太傻，太麻木了！一开始他居然还抱着幻想，还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阶下囚！他绝对不相信，对着自己从小追随的共产党会没理可讲？省委弄错了还有中央呢！党中央毛主席会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摆脱了原单位，到了别的地方向上级说明真相，问题就会解决。
那一次不平常的经历，给了他这种信念。
195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运动一开始，白刚起初是惊讶，有点不相信，但是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一批批的公布，机关内一次次的学习批判，他也不得不由怀疑、惊讶而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了。检讨归检讨，心中却一清如水。因为反革命一词和他绝对不沾边。所以这种检讨是轻松的、愉快的，学习中还说说笑笑，毫无防人之心。随着报上陆续公布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他在学习中曾说这个人我见过，是个有名的诗人，诗写得很好，在解放区他找过我们的一个同学，想不到他也是个反革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十几天，主持学习的领导全业兴同志，笑眯眯地问他那个同学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不久，学习转成了“运动”，扩大了反的对象，不仅反胡风，而且变成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运动。令人诧异的是，白刚竟然成了“肃反”的重点。让他交待他谈到的那个胡风分子和跟那个同学的关系，还有和另一个在全国作协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接着便搜查了他的宿舍，他的办公室，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把他的信件、日记、诗歌小说草稿和一些笔记本全拿走了。
想不到他还真经得住审查，那么多东西中竟找不出有严重问题的话来，和那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往来。但是在那种无限上纲的年代，要整你问题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他们集中地追问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几句话，他说写的什么早忘记了。他问写的什么，他们却不告诉他。僵局持续了好几天，全业兴才十分神秘地提示了一句话：“你反对文艺写工农兵，这思想有没有？”他一直因为自己面对的都是知识分子没法写工农兵而苦恼，怎么会反对写工农兵呢？当然不能承认。全业兴说：“你不要顽固不化，我们一再追问这个问题，是有证据的。‘不能写工农兵!’这句话是你写的，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吗？”全业兴龇出了一排黑牙笑了，声音也缓和下来，表现了十分与人为善的样子劝说道：“你好好想想吧！领导没根据，是不会批判你的，机关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批判别人，单单批判你们几个？”白刚也迷惑了，看来领导是有根有据的。可是我没这种思想怎么能写出这种话来，他没有立即回答。
大家气愤了，一次又一次地喊叫，但是白刚仍然没有说话。全业兴两眼笑眯眯，悠然自得，稳操胜券的样子，一任大家喊叫，他在屋子里倒背着手走起溜来。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白刚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红皮的漂亮笔记本。白刚眼睛一亮，认出来了，是他的笔记本，那还是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团代会时的纪念品。他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开会，他找过他大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全国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白刚谈了自己的苦恼：做学校工作，面对的是教员、学生，很少接触工农兵，没法创作。当时他正是把毛主席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写工农兵，当作天经地义的。他的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那时一直是禁区，老师、理论界权威这么一说他觉得很有启发，便记在了这个笔记本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