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正是在这句话的启发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青年学生的小说。对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引起了怀疑，可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
在大家喊声的间歇中，白刚突然喊起来了：“不会是只有一句话，前后一定还有话。”
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了全业兴身上。全业兴停住了悠然的脚步，愤怒地说：“没话怎么样，有话又怎么样?不能写工农兵这几个字是你写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前后有话那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是‘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白刚犹犹豫豫地背出了这段话。
全业兴没有因为揭露了他的断章取义而尴尬，反而胜利了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说：“对!对!你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可见你是铭刻在心，当作座右铭的。这意思不是仍然说你不要写工农兵，去写知识分子吗?毛主席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要深入生活，胡风也没公开反对，但他说‘到处有生活’，这一句话就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全否定了。既然‘到处有生活’，那还深入生活干什么，也不用深入工农兵了，实际上也就不必去写工农兵了。你写的这几句话比胡风说的那句话更直截了当，更露骨。干脆就明确主张去写知识分子。你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领导这一分析，就等于定了调子，在那种运动里，谁也不敢和领导唱反调，于是开始了更激烈的没完没了的批斗。白刚如实交待了他和老师谈话的详细经过，谁知道这造成了另一个批斗的高潮。
一天深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机关的人，而且破例包括了机关的全体领导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2(2)
会议一开始，还是让他交待那几句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白刚说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没有新情况。全业兴说：我让你再讲一遍。白刚又详细交待了一遍。他认为大家又会喊起来说他不老实。可是意外的却没有一个人打断他，显然这是事先开了会，有了新的斗争策略。
沉寂了片刻，全业兴才面带讥讽地说：“和以前交待的一个字不差，看起来你都背熟了，还是你那个老师谈的。你的老师是全国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是他说的，那就没错了。你和这位老师关系怎么样?”
白刚想不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证明，但他还是要讲真话：“我们关系很好！”
全业兴等待的就是这句话。他会心地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在大会议室里不停地走动，一边走动一边把他那得意的笑容向大家显示：大家等着看好戏吧！一会儿就让这个顽固分子“入瓮”。然后又微笑着凑到白刚眼前和和气气地说：“你这位老师不会害你吧?”
白刚的一颗心悬了起来，越来越觉得这提问是有来头的，要把他引到一个什么圈套里。可是他觉得老师是个正直的人，故意害他?那不可能，所以作了坚定的回答：“不会。”
“他不会说瞎话吧?”全业兴又轻轻说了一句。虽然白刚越来越觉得问题的蹊跷，在运动中什么反常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也只能照直回答了：“不会。”
全业兴沉默了一会儿，会场也鸦雀无声。斗争会上出现这种场面，是十分少有的。然后全业兴来到白刚面前，歪着头，戏谑地微笑着，对着白刚的眼睛轻轻地说：“你还坚持那几句话是你老师说的?”
“是他说的。”是祸是福，白刚也只能这么说了。
全业兴举着一只手，对白刚指指点点，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十分庄严地说：“好啊!你还嘴硬，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然后又对大家说：“这些天我们一直就追查他那典型的胡风思想的来源，他一直坚持是作协领导成员、他老师说的。他以为拉一个名人做挡箭牌就可以把我们吓唬住，他以为他的老师会掩护他，他错了。我们已经外调回来，正是他的老师说他是胡说。同志们!听清啊，说他是胡说。”突然全业兴抡起一只胳膊在空中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吗?好!给他看看，看看他的老师说的什么!”
温原走过来，拿出了一个三指宽一巴掌长的小纸条，在手里举着，让白刚看。白刚很奇怪，全国作家协会，能缺张纸吗?他出于什么心情，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小纸条?涉及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证明，要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分析事情的性质，这样的小纸条可能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是真的吗？可是他看了看，字迹非常熟悉，是他老师写的。他怀着惶惑心情仔细看了条子上的那两行小字：
“说我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作协党组可以证明。”下面是签名，作协党组印章。
这一看白刚心里有底了，那三指宽小纸条是对他们这种愚蠢的怀疑、调查的蔑视。而且这证明充满了智慧，根本不讲那话是不是他说的，只是针对那句话的定性。如果白刚违心承认那话是胡风思想，他将自作自受，那就是他胡说；如果白刚没承认那是胡风思想，那么说那话是胡风思想的人，就是胡说。
全业兴又凑到白刚的面前来，带着狡黠的微笑，一字一板地说：“这证明材料可是真的?”
“真的!”白刚果断地说。
“你老师材料中说的对吗?”全业兴说完转过身去面对大家胜利地笑了笑，表示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对!”白刚说。
全业兴以为白刚还会狡辩，没想到他这么狡猾的人会这么快说他老师说的对，这不是他自己要打自己嘴巴吗？所以格外高兴，兴奋地喊叫起来：“那么你承认自己是胡说啦?”
“不!”白刚也大声喊叫起来：“他说谁说他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我向来没说他宣传胡风思想，他是说谁说那些话是胡风思想他就是胡说。”
“好哇!倒公开为胡风思想辩护起来了。你这是公开抗拒运动。”全业兴怒不可遏。他以为拿出这王牌证据，一定会打得对方服帖在地，谁知这“请君入瓮”的锦囊妙计，被白刚轻轻一反驳，瞬间这“胡说”便转到了自己身上，成了人们的笑柄。
全业兴羞恼成怒，从此白刚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半年多以后，有问题的一些人都“解放”了，白刚还被关押着。但运动总会有个终结，经省委宣传部审查以后，认为白刚笔记本上那几句话构不成政治问题，更不能作为现行反革命的依据，终于没能把他定为反革命。领导虽然很不甘心，但仍不得不给他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没有按政策规定在什么范围内搞错在什么范围内纠正，而是全业兴一个人告诉白刚暂时回处室工作，结论也一直没有公布。经过这一次的较量，白刚觉得不管领导怎么不想纠正错误，也拗不过党的政策，真理必将胜利。这一点在他思想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正是这一次的经验对白刚产生了误导，使他以后屡屡产生判断错误，带来一系列的“想不到”，从而陷入了深渊。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3(1)
颠颠簸簸的大车，在荒凉的乡村土道上行走了整整一天，天已经黑下来了，仍然看不到目的地在哪里。白刚被押送着向死亡之谷走去，可是他却比任何人都心急，想早点到达那个他一无所知的目的地，老问车夫还有多远。车夫早就回答说：“快了，快了。”再问，还是这话。起初白刚以为车夫是在骗他，往好里说是在安慰他。后来才发觉，车夫确实不知道准确的到达时间。从县城出发时，每经过一个村庄，他还说说这村叫什么名字，走出了多少里。后来离县城三十多里时，经过一个小桥，进入一个较大的村庄。在这里车夫说：“咱们吃点东西吧，也喂喂牲口。现在这里没事了，以前人们经过这里，就像到了鬼门关，都是胆战心惊的。”白刚说：“为什么？”车夫说：“土匪多呀！再往前几十里地就没什么人家了。人们都知道：杨家铺，洼里桥，雁过也拔毛。男人不在家，女人也不饶。也有人说是大人不在家，孩子也不饶。”说得人毛骨悚然。
过了这村，真是便不见村庄了。极目远望全是白茫茫的盐碱地。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建筑物，也不见树木。地上光秃秃的，连根草也很难见到。走了多半天了，仍然是这种荒凉景象。给人一种无情的压抑。天黑以后，黑蒙蒙中觉得走到哪里全是一模一样，连方向也难辨认了。车夫也感到迷惑了，不时下车去看看前面有没有岔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还不断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到了哪儿啦？”为他这种惶惑的情绪所感染，车上的几个人，不管是押送的还是被押送的，心情也都有些沉重。连车夫也不知道到了哪儿，还能再问吗？人们都沉默了。
沉默给大家带来了压力。对于白刚来说，则不仅仅是压力，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他原以为是把他送到一个什么农村进行改造，所以没有害怕。他知道现在农村还很苦，物质条件很差，不过再苦也苦不过战争年代。他还愿意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在一起生活虽苦一些，但相处愉快，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可是现在这是到了什么鬼地方？早就听说这个县份是历史上有名的充军发配罪犯的地方，他以为那早已成为历史，怎么现在还是这样荒无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