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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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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书籍名:《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作者:白石


                                    大家好好歇会吧!”陆永安所以发这么大火,一是气甄有福没有一点骨气,再有也是心气不顺拿他撒气。

            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地下党员。北平解放前夕家中给他办好了去德国留学的一切手续,但他放弃了,留下搞地下工作。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全家迁往国外他也不走。傅作义准备起义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长、蒋介石亲信石觉反对起义,傅作义说:“各走各的路,你不愿起义我放你走。”那时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只有东单砍伐了多年古树,修了一个临时广场,可以起降小飞机。陆永安的哥哥当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随石觉离开北平,让他一起走,他也拒绝了。

            解放后他在部队搞科技工作,由于他外语好,又是机械专业高材生,很快成为骨干,领导很重视,但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人诬告他有问题,都被领导保护了。但反右运动中,却由于他海外关系复杂,又加上必须完成上级分配的右派指标,领导也没法保护了。说他有那样好的条件不跟家里走,一个人留下来是另有背景,由此不仅成了右派还背上了“特嫌”的罪名。陆永安说到这里,十分气愤地说:“你怀疑我,不让我在部队工作可以,退一步讲,不让我工作也可以,可是为什么非把我关起来,一关就是十几年,现在又强制遣回老家?”

            白刚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可是想想自己,想想许多人还不是一样?便说:“唉!许多人都一样啊!算了,最困难的日子可能过去了,总算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又回到了人间,以后的日子总会好些吧?”

            “你这样看?太幼稚了。”没等白刚说完,陆永安惊奇地说,“哼!回到了人间!话是这么说,遇事也应该这样据理力争,可是也不能给你个棒槌就当针(真)。你等着吧!谁会把你当人?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是个人罢了。”说得大家心灰意冷。是啊!今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子在等待着他们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

            他的心情糟透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农村能有什么活气呢?虽然农田是平整的,庄稼也是整齐的,并且还能看到插着红旗干活的人群,但这些景象和颜色不足以抹去他心头的恐惧和悲凉。在这样贫困的农村,自己又是以特殊身份而来,会有什么好!

            白刚从小参加革命,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在外边混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个结果,虽然是回了家,但哪里会感到家的温馨,又怎能不困惑,不羞愧?

            好在他家里还有亲人,不必一开始就低三下四地去找队里给以照顾。他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最初的一段日子里,确实也享受了回到人间的一些自由。由于早年有些积蓄,有时便改善一下生活。家在海边可以买到新鲜的海货,这是多少年也没吃过的了。母亲虽然年迈,但是还能做饭。虽然儿子没有衣锦还乡,但看来手里还有点钱。自己多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点好饭,现在平时也可以吃点鱼、包顿饺子了。

            最让白刚担心的是村里人对他怎么看,是不是会受歧视。他当然知道在“文革”中他这种身份的人受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态度,仍然是难以捉摸。所以自己尽量小心谨慎,知道自己在队里最多只能是三等社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农村阶级阵线是十分分明的。

            一等社员自然是贫下中农,这些人在队里说话做事,无拘无束,大队(村)小队的干部都是这些人担当。二等社员是老中农和地富子女们,这些人在队里不当家不主事,可是多是劳动骨干和技术能手。三等社员便是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和各种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像刑满释放人员或是从机关中被清理回来的人等等。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则是第四等人,他们已不能叫社员,是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三等社员虽然名义上不属于专政对象,但实际上却常常被当做专政对象看待。

            白刚这个三等社员,又是身兼数“职”的: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再加上刚从劳改队清理回来,阶级敌人的色彩就更浓了,只能勉勉强强算个三等社员。虽然是三等社员,但终究是和一二等社员在一起干活,他觉得比劳改队松快多了。

            吃完饭在队里等着出工派活,已经歇了很长时间,去地里走个十分二十分钟,到地头又都在地上盘腿打坐歇一阵叫“地头歇”。白刚起初还真有些不习惯,觉得这不是磨洋工吗?干上一个多小时又是“二一歇”。歇多长时间可没准了,这要看什么人领着,队长领着,或是年岁大又积极的人领着,歇的时间还少一些,要是队长不在,多是年轻人,歇起来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钟。

            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白刚自然觉得舒心多了。地里活干快干慢,还都能将就,最让他发怵的是家务活挑水。这本来是个极简单的劳动,倒把他难住了。吃水要到村头的井里去挑。人站在井口上,用扁担钩住水桶送入井中,桶到水面上手一晃动扁担,水桶猛一倒桶口便扎到水里把桶提上来就行了。这活在农村人人都会,可是白刚却觉得难上加难,他摆不倒那个水桶。井口很小,只能同时站两三个人打水。一般人多是早上出工前挑水,时间很集中,井台上人很多,白刚动作太慢怕影响别人,总是等晚上收工回来去挑水,有一次正巧井台上没人,他便练习摆水桶,一次次摆动,摆倒了他也不提水,把桶放正再摆,以捉摸那个巧劲儿。

            可是怎么也摸不到这个巧劲儿,一阵急躁噔的一下水桶脱钩沉底了。这需要拿“捞钩”——一个拴着长绳子铁锚似的大铁钩去捞。可是天黑了已经没法打捞水桶,明天早上挑水的人多也不能打捞。经过许多人打水把井底的淤泥翻腾起来,桶便会埋在泥里那就很难捞上来了。他这水桶还是借人家的,明天不仅自己挑不了水,还影响人家挑水,就是去买也没那么方便,要等到赶集才行,这可怎么办?他又气又恨,别人不费吹灰之力的事,自己为什么就不会?他呆呆地立在井台上,欲哭无泪,欲喊不能。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是三叔吧!”

            一个“三叔”,立即使白刚转悲为喜。多少年来,除了家里人,再也没人这么称呼他了。只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便使他心中暖洋洋的。可是他根本不认识这个青年,所以便以问作答:“啊?你是……”

            “我叫二正,是郭庆红家的老二。人们都叫我二愣,以后您也就叫我二愣吧!”年轻人说。白刚看他说话很爽快,和他没有丝毫隔阂,心里很高兴,便也主动攀谈起来:“你爸爸是郭庆红?我们哥俩从小同学可好了。我记得他以前教书,现在在哪儿?”二愣说:“早不教了,在家呢!身体不大好。你一回来他就念叨老想看你去。”白刚急忙说:“不!不!还是我看我大哥去吧!你知道我这情况不愿往人前走动,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嫌弃。”二愣说:“嫌弃什么?村里谁不知道你?为革命蹲敌人监狱,战争中担惊受怕,对革命是有功之人。不过这年头注意点也好,成分不对着咧。”说到这儿,二愣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哎!三叔,我老远就看见你在井台上立着,也没挑水这是干什么?”

            “我的水桶掉井里了。”白刚不好意思地说。二愣说:“啊!落筲了,你怎么不早说呀!赶紧捞吧,等明天早上人们挑水一搅和,就不好捞了。”白刚为难地说:“天黑了还咋捞!”二愣说:“天黑也一样捞,你等着我回家取捞钩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

            二愣拿了捞钩慢慢下到井里,不慌不忙地找,捞钩走了几个来回,猛地一提,两手紧捯绳子,一边捯一边说:“呀!怎么这么沉哪!”提上来一看,是一个柏木筲,里边还有半筲泥。“唉呀!不是。这也不知是谁家的,他算烧高香了,这么沉,我硬从泥里给他拔出来了。”他提起水筲把泥倒在了井台下边:“你看这是多少泥。”说完又把捞钩送到井里仔细寻找起来,不大会儿白刚的水桶便捞上来了。白刚奇怪地说:“这么快就捞上来了?前两天我落筲捞了一个多小时,气得我都想不要了。”二愣说:“这就是一个巧劲儿,这会儿没人搅和好捞,以后再落筲了你找我。”

            二愣的话说得白刚甜滋滋的,心想还是家乡好啊!虽说有严格的阶级划分,并不是人人都那么认真,有事乡亲们还有个照应。高兴地说:“谢谢你!你可帮了大忙了。”二愣开玩笑地说:“不用卸(谢),套着喂吧!这算个啥?”白刚说:“你不知道这水桶是借人家的。今天捞不上来人家明天就没使的,下集可得自己买水桶了。”说到这里倒想起了存在心里的一个疑惑:“哎,像我们这样的随便赶集行吗?”

            “现在的臭规矩可多咧!听他们那一套呢!”二愣说,“跟队长说一声就行咧。哎!三叔,你有帽吗?”白刚说:“没帽。”二愣说:“没帽更好说了,跟队长说不说的吧!你回来上边说得可厉害了。我应名也是个民兵副连长,上级传达说你是多年劳改出来的花岗岩脑袋,可难斗了,让从严管教。我爹也奇怪,说你叔从小参加革命,挺好的个人,为啥事判那么多年?我们都有些不相信呢!”

            谈到他的案情,白刚不愿意多说,便说:“这话一时也说不清,以后慢慢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