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讲好了价，跑出来一百多里地，拉到你们家才说不买了？大家听听，有这条子理吗？你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就这样欺侮老百姓？”
“你老实点，喊叫什么？”那人还是很凶。白刚说：“喊叫，你再不给钱我还找你们领导。”
“你在马路上私卖箱子，这是违法的。告诉你这是搞资本主义。”那人威胁说。白刚说：“买了东西不给钱拉上就跑，这叫什么？告诉你这叫抢劫，是犯罪！”
“我没工夫跟你斗嘴，你有法儿就想去吧！”他明知理屈，想来个金蝉脱壳，扭头就走。但他走哪里，白刚就跟哪里。那人扭头不耐烦地说：“我有事儿，你像尾巴似的老跟着我干啥？”白刚冷笑了笑：“你这话说的，我不跟着你找谁要钱？”那人被白刚缠得也没辙了，想来个缓兵之计：“现在没工夫，明天再说。”白刚说：“明天再说也可以，你先得给我安排个地方，要不我只有跟着你。”
这时那人才真正体会到这不是一般难剃的脑袋，真是个硬茬子。不只是嘴头子厉害，还特有心计，句句话都说到点子上。真要吵闹起来，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终于使这个人草鸡了。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弄得满场风雨，只好退让把白刚安置到炊事员屋里。
跟车的有俩人就是炊事员，这一切他们都看在了眼里。对那个采买的所作所为并不赞成。只因为他们常年在一起，那个人手里又有点权力，炊事员多是临时工副业工，不敢惹他。不过对白刚倒很同情，给他端来一大碗剩菜，盛了满满一大碗大米饭，还说不够了再盛去。白刚也不客气，吃完了又盛了一碗，回到家乡以后，几年没吃过大米饭了，整天不是玉米饼子就是高粱米粥，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吃上了大米饭。这里原来和白刚劳改的地方一样，也是盐咸荒滩，后来国家在这里建立了大农场，引水开稻田，所以盛产大米，是附近有名的鱼米之乡。
白刚很快和炊事员们就熟了。人们见他是个实诚人，便从中调停，也为那个人说情：“你知道他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只有四十多块，还要养家糊口，一百块钱他哪拿得起呀！你就少算点吧！”在大家一再说合下，白刚只同意让到八十元再也不肯往下降了。人们又找那个人说合，那人自知理亏，最后也只有认头。
原来说隔一天便有车去市里，把白刚捎回去。谁知天不作美，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场春雪，汽车走不了。到第五天头上，还是不能走车，白刚知道家里一定着急，便决心冒着严寒积雪步撵儿走回去。他从早晨头遍鸡叫走到夜里十点，在凛冽的寒风中，顶着大北风走了一百多里地，终于回到了家。在路上还不觉，到家一看，两脚全是血泡了。
这次白刚虽无端的被拐到农场急坏了吴玉萍，却由此认识了几个工人，知道了这个海边大农场十分缺木匠，不论是公家搞小型建筑或是住家户打家具都难找到一个木匠，这情况为以后去农场做木工活打下了基础。
春耕开始时白刚回了老家。吴玉萍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过日子。生活虽说艰难，总比前几年强多了，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地怕挨批挨斗，不用下乡当工作组，到底有个家了。而且从白刚做木匠活以后，生活也不那么困难了，只是挑水是个问题。
那时县城没有自来水，不管机关还是市民，都是从井里挑水吃。白刚在时他去挑水，他走了吴玉萍去挑，挑不动满桶，挑两个半桶也很费劲。井离着又远，得穿过两道街，她身体不好，没有力气，走起来摇摇摆摆，挑得本来不多，两只桶晃来晃去，一路上还要洒出不少。那时城里专门有给人挑水的，一担水只要两分钱，一天有两担水也就够了，只用四分钱。可是那时一分钱还想掰成两半花呢，哪舍得花这四分钱？
大锁看到妈妈的艰难，一定要和妈妈去抬水。起初吴玉萍不肯让他去，怕孩子小做重活压得不长个头，像个武大郎似的将来说媳妇都难。可是儿子坚持要抬，还说妈妈贫血，你没劲我有劲。每当妈妈去挑水，一听见扁担上的铁钩子响，他不管是做作业还是看小人书，马上放下手中的东西，跑出来就去抓扁担，吴玉萍只好让儿子去了。娘儿俩抬一桶水，儿子在前面，把扁担放在肩上，妈妈在后面，把扁担放在胳臂弯里，把桶放在自己跟前，以减轻儿子的负担。一路上娘儿俩有说有笑，碰见熟人，都夸吴玉萍有个好儿子好帮手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1(4)
过得轻松了些，日子就像流水一样匆匆流淌了过去。转眼间儿子已经上了小学五年级。白刚还是每年冬天来住冬仨月，做木工活。不过他不只是猫在家里打家具偷偷卖了，而是背着木工箱子走乡串镇地去干木匠活。活路也不限于家具一项，盖房子、打门窗什么都干，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木匠了。
在外边给公家干活，各种各样的木料多得很，他也趁机把自己装备了起来，打了个十分漂亮的工具箱，里面装着油得漂漂亮亮的新工具，开春回家时他把工具箱带了回去，这工具箱就成了他的广告。在汽车上，小镇上，从小镇走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有人说来了个洋木匠，人家那工具箱子都能照见人影儿。
白刚家乡这一带十里八里也没个木匠，有木匠也多是农村盖房作柁作檩打简单门窗的，会打家具的十分稀少。所以白刚一回去在邻近村就成了有名的木匠，不过在家跟前他不敢揽活，搞小自由是资本主义。只是有时给队里修修农具，本村有人和队长说好请他帮几天工打打家具。他是来者不拒，而且分文不取。因为这时他已将一切收入寄托在冬季这三四个月的木工收入上。
转眼到了1975年秋天，白刚又眼巴巴地等待这冬天的来临，吴玉萍也盼望着不久白刚能来县城团聚。就在这时，却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局里派吴玉萍下乡一年，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她气愤，她不平。她感到这些年自己拼命地工作，服服帖帖，吃亏让人，默默奉献，但仍然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同情，一直在被人捉弄。她已经当了几年的工作组，现在刚刚过了几天稳定日子，又有一双年幼的儿女需要照顾，下乡的任务却仍然是非她莫属。
机关中有那么多没有任何牵挂的男同志，整天在院里闲扯，都没有当过一回工作组。下乡也只是十天半月的便回来，为什么这种任务总是轮到自己？以前整年在外流浪，她也毫无怨言。现在儿子刚上初中，女儿只有三岁，凡事都要人照顾啊，她怎么能离得开？这种情况怎么就得不到理解？这些年吴玉萍总是逆来顺受，只要是领导决定的事情，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这次她觉得自己满身是理，又满肚子都是委屈，决定去找局长说说，请他们换人。
局长一见吴玉萍找到办公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却故意把脸拉得长长的，翘着他那个下巴颏儿，满脸的阴云，冷冷地说：“有事啦？”吴玉萍说：“局长！我下乡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没人照顾，能不能换个人？”局长不耐烦地说：“让你下乡是局里领导决定的，这是任务。孩子小可以送老家去嘛！我们的孩子不都在家里吗？”
“家里只有我爱人一个人，还有一个老母亲瘫在炕上需要照顾，一个男劳力又要天天出工，再照顾俩孩子哪行呢？太困难了。”局长对吴玉萍的话简直不屑一顾：“能照顾老人，就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吗？有困难要克服嘛！要斗私批修嘛！”吴玉萍认为这个理由是无可反驳的：“大孩子刚上初中，我们家那边还没有中学。到老家就把孩子耽误了。”局长说：“那好办，让他上机关来住。让机关的同志们照顾着点，就这样吧！”局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了逐客令。
吴玉萍知道再说什么都是白搭，是不会取得别人的同情的。不用说不给解决问题，连个好脸也没有。她一出局长的办公室，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靠谁照顾孩子呢？只有母亲和儿女心连心，连父亲都有时粗心大意啊！何况是现在已经人情薄如纸的“同志”们呢！何况自己又是一个打入另册的“同志”呢！
房东和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也都为吴玉萍鸣不平。告诉她你就带着孩子下乡，这年头上学有啥要紧，耽误一年就耽误一年呗！吴玉萍说：“我不想让孩子耽误上学，再说带着两个孩子下乡，哪像个当工作组的样子，影响也不好啊！”邻居们说：“领导这样做影响就好？他们不怕影响你怕啥影响？寒碜就寒碜。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小的两个孩子，家里又没人，还非让人家整年下乡，你看是寒碜他们还是寒碜你？”人们都劝她啥也别怕，就把两个孩子带下去，看领导怎么办。尽管邻居们这些话说得在理，但是故意将领导一军，吴玉萍做不出这种事来。她遇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想到影响，唯独不考虑对自己的利害。终于把儿子放在了机关，把女儿给白刚送了去。尽管她对领导的做法十分不满，还是按领导的要求去做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1)
虽然吴玉萍是打入另册的人，同志们表面上都不敢接近她，但暗暗同情她的人还是有的。机关有名的材料匠邵祥便是其中的一个，邵祥有能力有抱负有文化，论写材料只有吴玉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其他人都不在话下。但由于为人正派耿直，对领导不愿迎合奉承，有些看不惯的事背后还常有微词，因此并不被领导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