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四）报仇雪耻，无颜见永历。
南都福王立，闻三桂乞师破贼，遥封为蓟国公。八月，遣使臣左懋第、陈洪范赍银币入朝致谢，并诣三桂营致福王意。三桂谢曰：“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关束甲，以俟后命耳。”所赐俱辞不受。明年，南都亡，闽中唐王立。时秦、晋、楚、豫、吴、越之地，俱入版图，三桂回锦州。又明年，汀州亡，粤中桂王立。自湖以南，川、广、滇、黔皆为明守，乃移驻汉中。九年，桂王走安隆。十四年，三桂晋平西大将军，同都统莫尔根由四川定黔、滇。十五年，自重庆进兵，破遵义之三坡，下贵阳，大兵毕集于平越之杨老堡。三桂兵至七星关，白文选分军守险，不得前。三桂乃从水西间道取乌撒，袭其后，守兵惊遁。是冬，三路兵会于云南。桂王君臣奔永昌，旋奔腾越。明年，克永昌，引大兵渡潞江。先，李定国设伏磨盘岭（原注：即高梨贡山），为首尾横击计，为降人泄其谋。三桂分精甲先蹂之，大兵继至，短兵相接战山上，自卯至午，尸委山谷皆满。定国不能支，军溃，桂王亡入缅，滇地悉平。
十七年，朝命吴三桂以平西王为总管镇云南。三桂裨将杨坤为之谋，请效黔国公，世守滇中，为子孙计，必入缅禽王以献，乃可。三桂深然之，即具疏请兵云：“滇南负固有年，一朝堪定。独由榔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由榔以鼓众心。窥我边防则患在门户，号召诸蛮则患在肘腋，投诚生心则患在腠理。请大举入缅。”冬十二月，大兵临缅江（原注：即大金沙江），缅人恐，送桂王并其眷属于军前。三桂使人环守之，王南面坐，三桂入见，北向长揖。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再问之，不觉膝之屈也。问之数四，始称名以对。王切责良久，已而叹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人，欲见十二陵而死，汝能任此事乎？”对曰：“能。”王乃麾之去。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掖之出，自是不敢复见。越日，拥王还滇。康熙元年四月，三桂令人以帛缢杀王，藁葬云南城外。嗣奉朝命，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照云南例，着平西王管理，又令文武官听自选用。是时也，明之根孽已尽，李定国已死，白文选已降，高枕无与复为难者。爵晋亲王，子尚公主，据有滇、黔数千里之地，爪牙腹心布列要害，自以为西南一隅，真子孙万世之业，而不轨之迹渐彰矣。（《吴逆始末记》）
案：吴三桂始以忠孝名，但在国破家亡的悲剧中却忠孝不能两全，不但不能两全，就连一样做不到，名毁节亦丢。宋明喜欢讲气节，但气节在时势面前却异常脆弱，往往都是求荣得辱，被它揉得粉碎。这就是我说的“时势造汉奸”，后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三桂入见永历，很有戏剧性。“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竟至“伏地不能起”，心情异常矛盾。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但更加无情的是，当清军商议如何处死永历（用斩还是用绞）时，他竟脱口而出，曰“骈首”（即斩首），连清将都以为过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国之君，最后还是由他的部将，用一根弓弦绞死了永历。“文革”时，人由于害怕而故作激烈过分之举，大抵就是这样的心理。
一念之差(5)
（五）身败名裂，客死他乡。
甲寅，兵至湖广，陷辰州。湖南巡抚卢振在长沙，弃城而走，所属州县官望风奔溃。于是沅州、常德、宝庆、长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俱属桂。桂命吴应麒挂讨朔将军印守岳州，吴国贵挂靖朔将军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抚湖南。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为监军道，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王屏藩报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为四川总督将军守保宁，而以来度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长祥，延以宾礼，问方略。长祥曰：“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桂以其言问方献廷、胡国柱二人，曰：“昔项羽立义帝，后又弑之，反动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长祥知桂意，遂谢去。桂以夏国柱挂殄朔将军印，由衡山出萍乡。上差和硕安亲王为征南大将军，由江西至袁州，攻萍乡。
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应桂，称“甲寅”年。上命和硕康亲王为奉命大将军，与将军赉塔领满兵二十万，攻福建。又差顺承郡王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领满兵十万，由武昌攻岳州；川湖总督蔡毓荣领汉兵十万，由荆襄攻松滋；（《平吴录》）……其侄某出首，云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掘骨，并世首尸解京，亲诣祭告诸陵。判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此逆藩吴三桂不忠不孝之终事也。（《平滇始末》）案：吴三桂这一生，选择套着选择，每一步选择都受制于上一步选择。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是吴三桂的最后一次选择。这次选择，同样是被逼。他是打前明的旗号，还是打自己的旗号；是北上中原，与清兵决战，还是据守西南，维持割据局面。他是选择了割据称王，后来还称帝。这一选择，今天多以为是不智之举，因为没有合法性，也失去人心。但当时什么是有利，什么是不利，他该选择什么，他能选择什么，实在很难说。我在《汉奸发生学》中说，谢四新的诗写得真好，它把吴三桂的人生矛盾揭露无遗。吴三桂哭陵倡乱，三军失声，气氛十分悲壮；誓师校场，弓马娴熟，威风不减当年。但他的再度反叛，使一切都成谎言。吴三桂戎马一生，最后暴死衡州，下场很惨。三桂诸子及其家人，还有他从东北带来的部将，不是死于战乱，就是被枭首凌迟。幸免一死的余众，后来被流放于边塞，特别是天寒地冻的东三省，成千上万，在驿站当差，在行宫服役，永世不得翻身。悲惨的故事在反复传唱。
荣辱只在一念之差。
2005年1月1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附记】在《汉奸发生学》中，我老实交待，“‘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提醒我，清朝是把汉族的奸细叫汉奸，和后来的用法正好相反，我没查过原始材料。去年秋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王柯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会议（会议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名称和时间忘记了）提交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汉奸”的民族国家语境——从一首康有为诗看近代民族主义空间》。王教授的文章正好是讨论这一问题。他的结论是，宋代并没有“汉奸”这个词；“汉奸”是从清朝才叫起来的，本指汉人通夷者，如妨碍满清政府在苗地改土规流，与“苗顽”勾结的汉族奸商；道光年间，出于反帝，才把这个词当成背叛中国、勾结西夷的败类，更接近后来的用法；同盟会反满，也把拥清的康、梁称为“汉奸”。案清代朝议和笔记，“汉奸”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道光以前是满、汉有别，以后是中、外有别。清末民初，是满、汉有别。抗日战争，是中、外有别。它既和“国”有关，也和“族”有关。现在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国家（nation），不是汉族、满族的族。小国变大国，弱国抗强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等同于殖民战争的以强凌弱，两次大战的以邻为壑，或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且教儿诵花间集
说校园政治(1)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