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但就算是竞争，你也得让人家真的自由竞争。就算庄家不进竞争机制，在同一个赌场中，总不应该有不同的规则。老的小的，海龟土鳖，总该放在一杆秤上称，怎么就该让土鳖给海龟腾地方呢？再比如，现在的评岗，一切都是跟课题制挂钩，所谓引进竞争机制，其实是在一种预先设定，极不合理的结构之下（评价机制的头一条，不见字面的头一条，其实是有没有“大树”，内涵可深了去）。前提摆在那里，人为刀爼，我为鱼肉，砸碎铁饭碗，是砸碎你的铁饭碗。他们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个案子。现在讲改革，都说要提积极建议，这样的建议，我有一条，就是咱们不要放着眼前说天边，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谁像谁一样。首先，现在当学校领导的，参加管理层的，应当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赞同让一流的教学科研人材搞管理），不应脚踩两只船，既当官，又当教授，而且是直截了当的当，天降博导和一级二级教授于斯人。他们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学与科研，还可淡化部门利益（这也是积弊之一）。这是首先就该理顺的关系。即使理不顺，改不动。我也不主张像骑摩托车飞跃黄河那样（咬紧牙关，一踩油门就过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还是不妨从长计议缓图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点学校，学校少管一点系里，系里少管一点个人，退而求其次，松绑总比捆着强。真正的学者，死心塌地作学问的人，越没人管，才越出成绩（不拿国家的钱，照样干活行不行）。现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许，以见其悲壮。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吴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贵族开刀，“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谭嗣同的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的话很悲壮，那也是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改革就会有牺牲”，“牺牲”之义，本来是这个意思。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改革的关键在哪里，情况是一目了然。
知耻近乎勇(2)
外国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变态心理，而且是普遍的变态心理。比如，大家开口讲话，舌头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产开发公司，它要在潮白河边卖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说是有“东方莱茵河之美誉”的潮白河。北大、清华，本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终于达到“世界一流”的定语，何苦来哉。说到国外的情况，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是西方一流大学的光荣所在？是他们近年来受商业化包围日益趋进社会潮流的职高化倾向（如商学院、法学院和计算机专业的勃兴），还是他们绍继悠久文化传统和科学精神的深厚积淀。这是牵涉甚广，从内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实质的问题。比如，就拿校园改造来说吧，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的校园，当年吸引我的，让我一见倾心的东西，也是这个漂亮的园子。现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热衷外部形象，但就是这个问题，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看，校园景观，也不见得“新”就是好。过去我们村的老乡还以为，有人肯拿一辆拖拉机换他们的北齐石佛造像，他们可就赚了。我的经验，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越是僻处小镇，无名大学，越是由一堆闪闪发光的玻璃楼而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还有索邦的那些大学，大部分都是古老沧桑像座庙，让咱们看上去，十分破旧昏暗。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咱们用不着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气不如人。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长处和短处要具体分析，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启蒙史学下的小儿科，急了就会怨天尤人骂祖宗，说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一开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们吃粮食（其实要说吃肉，也轮不上欧洲，真正成天吃肉，还是人家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这种自卑，有时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国，我还是出过一点的。我知道的外国，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国就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留学生闹绿卡那阵儿，有人说，中国的精英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来当“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吗那么喜欢糟蹋自己，人不贱之而自贱。特别是有些留学生（当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个两个），他见人家骂中国还回嘴骂之，只要一有中国人开口，他就又来骂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全是民族主义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教授让外国评，就出息了，可以进一流了。其实，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类评审，包括评教授和评著作。这本来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国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参加过这类工作。评审应该是相互的，用不着这么神秘兮兮。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还是孙中山先生强调的那种精神，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们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随便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总都是人吧。现在，中国的学问，不是只有中国人做，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而且对中国之褊狭固陋，还是最好的解毒剂，但我一直认为，而且是顽固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其实人少得可怜），我们的研究（学者良莠不齐，但兵多将广，虽百里挑一，也相当可观），其实并不是同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即使今天，要谈国际学术，那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即他们的学问，我们的学问，还有某些往来于彼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绍介沟通（可惜，现在的很多“二师傅”已经不如他们的前辈，不像冯承钧他们那样，还能起这样的作用），三者加起来，才有这个国际学术。这是说我们这行的学问。其他学问，当然不一样。有些学问，原来是人家的学问，穷追猛赶，差距还是相当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别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国外末流当国内一流，叫别的学科都摧眉折腰，低声下气，承认你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来改造整个学校，改造全国教育。这就过了。当年，中国的大学，前清举子、外国留学生，各种来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讲兼容并包。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旧。这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当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社会问题，当然不必指责个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无能为力，知耻近乎勇，总可以做到吧。
这是我的态度。
2003年7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记】
此文原来的题目是《前提最需要讨论》，太严肃也太模糊，现在用文章结尾的话换了一下，叫《知耻近乎勇》。
马年说伯乐(1)
今年是马年，大家都想从马讨个吉利，我也凑几句热闹话，全是古人说的话，给大家添个乐子。
去年春天，我在巴黎凭吊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墓，他的墓和萨特、波伏瓦的墓在同一个墓地。当时我想，汉学家起汉名，很多不怎么样，但马伯乐的名字起得好，音好，意思也好。因为你想，伯乐善于相马，马要碰上伯乐，那该多有福气。当年，李白给韩朝宗写信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就是这种心情。我们当人的都这么想，更何况是畜生呢。所以古往今来，几乎每个读书人，特别是有才气而还未出头的读书人，即便够不上“千里马”，也个个企足引领盼伯乐至，惟恐碰不上伯乐，埋没在太多的“凡马”之中。
然而，古人若庄子者流却说，不对。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埋头吃草，能跑能跳，“此马之真性也”。你纵有高楼大厦，对它来说，也无所用之，它凭什么要喜欢伯乐呢？马自从碰上伯乐，可算倒了霉。他说，我会养马，有好草好料；我会驯马，有“千里马”的高帽。可马不这么想。伯乐养马，那是瞎忙，又是剃发刷毛，又是钉掌烙印，上使笼头下使绊，把它们一排排关在马厩里，十匹马就得死上两三匹。然后呢，还得让它饿着渴着，奔着跑着，前有嚼子勒，后有鞭子抽。等你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一半的马都死掉了。马是什么？它就懂吃草饮水，高兴了，脖子蹭脖子，表示亲热；生气了，把头一扭，跟你尥蹶子。如果你非给它驾上车辕，戴上马冠，马想的可就是，无论如何，我也得逃跑。它会踢毁车子，咬断缰绳，专门跟你捣蛋。所以说，马懂得和人作对，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害群之马”，那是“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这是给伯乐泼凉水，现在的伯乐，当然不爱听。我猜，他们会说，这人真能瞎掰乎，马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它既然是畜生，就得服人管。我把它从吃了上顿没下顿，缺医少药，到处流浪的地方救出来，收留它，喂养它，爱护它，教育它，它千恩万谢还来不及，谁要你来发慈悲。况且，就算是反抗，它也成不了气候，我还就不怕它尥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