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相反，我认为如同狗牌实属多余的“作者头衔”（没有它，就成了“丧家犬”），外国和本地的杂志早先都不登，或不大登，但这两年，为了提高声望，显示权威，倒是蔚然成风。外国好的进不来，中国好的留不下。“势利眼”最有市场。
西方的学术规范好，“就是好就是好”，大家众口一词全这么讲，其实倒也不见得。比如许多年前，法国学者魏立德（Francois wildt）就跟我说：你甭迷信这些，你们那些规范好多我们也做不到，有些简直就是作茧自缚。因为这样的规范，其实只是在那些比较“科学”比较“现代”的学问上才比较需要也比较容易做得到，文史哲的很多方面还是古风犹存，古人写文章的方式也不见得就不好，比如哲学书也来一大堆脚注，就不大可能，也没有意思。现在我们谈话，后面都有说不完的背景，总得看谈话对象，该详则详，该略则略，“不言而喻”一样少不了。还有，也是法国人的福柯，当年写过一篇《啥叫作者》（What is author），他竟敢拿天经地义的著作权开玩笑。古往今来“作者”那么多，他们的说法一个套一个，谁是真正的“作者”确实是大问题，我们就是想“老实交待”，也“交待”不了。还有，前年夏天Early China的主编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跟我讲，因为商业化和电脑化，已经有人谋划对学术论文从遣词用语到脚注数量进行规范化，删繁就简一刀切，这对我们习惯上以为只有术语密密麻麻、脚注密密麻麻才叫学术论文的想法也是沉重打击，让人觉得，“与其现在，何必当初”。
西方的学术规范，好也罢，不好也罢，其实都离不开它的基本特点，即它是脱胎于法律社会，骨子里作为精神支柱的东西是“法律规范”。比如美国人，喜欢写备忘录，喜欢立字据，喜欢丑话讲到前边，一见面先塞给你一大堆规定，特别是防范规定和惩罚规定。过去我以为这只是和外交有关，和商业有关，同学术不沾边，后来才体会到，他们的学术里面也有类似的一套。特别是学术讨论，而且是和活人而不是死人讨论，它和法律的关系更大。比如论文答辩，一大帮学者往那儿一坐，架式就和上法庭差不多。现在我们的申报职称也来这一套。西方培养学生，能言善辩很重要，从单口、对口到分队成组做竞技式辩论，这是基本训练。他们从小到大，成天看政治竞选，看法庭辩论，耳濡目染，做学问也是这种劲头。近几年，不知从哪儿刮的风，我们的电视台，也经常组织大学生或中学生，仿而效之，做这种辩论，正反双方找茬、顶牛、抬杠，剑拔弩张，张口“难道”，闭口“岂不”，好像对方蠢得不得了。跟这种搅浑水相比，我倒更欣赏苏格拉底的讨论方式。他讲话，总是先说自己什么也不懂，和对方摆个平等，然后顺着对方的思路，就着对方的话茬儿，一路展开讨论，共同推进知识，讨论结束，好像助产，孩子是对方自个儿生出来的。还有，我也比较欣赏古代的武士，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客气，打完了，倒倍感亲切生敬佩，首先哭祭亡灵的，很可能正是昔日的对手。可问题是，这类“古道热肠”，毕竟很难作为一种规则来操作。
大音希声，善言不辩(2)
学术辩论和法律有缘，那是于古有征。比如希腊的诡辩派，中国的形名家或刑名家，也叫名家，它们都不是一般的“能说会道”，而是和那时的“现代化”需求有关，和法术之学或打官司的学问有关。昔冯友兰先生尝言，“名家者流，盖出于讼师”（如邓析、惠施、公孙龙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先秦诸子，“道术将为天下裂”，各种流派都拿“大道”的一部分打击别人，打击的结果是“大道”崩溃。儒家盛言尧舜，墨家鼓吹大禹，道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反而把黄帝君臣，“一个大笨蛋管一群聪明人”，当理想境界。他们相互攻讦，彼此抬杠，当然对名辩之术都有所利用，但真正的辩论术，专业的辩论术，发展到头，古今中外都是以咬文嚼字、吹毛求疵、颠倒黑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特征，即所谓“山渊平，土地比，齐袭秦，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法术的末流是诡辩，学术的末流也是。
法术和学术有关，今天比古代更明显。我们要想了解西方的学术规范，恐怕还得从西方的法律制度入手。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雅图看足球世界杯，不是到现场看，而是蹲在家里从电视上看。每天上下午两个钟点两个台，回回不落。有一天，转播半截儿，画面一换，忽然蹦出一汽车，天上是直升机，后面是警车，狂奔，多少双眼睛盯着，把大家全看懵了。这就是轰动一时闹腾好久有如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辛普森案的头一幕。对辛普森案本身我没兴趣，但没完没了的法庭调查、听证、辩论，持续达两年之久，还是让我明白了很多表面上是学术之外而实际上是学术之内的事情。比如他们在法律上重“证据”，重“眼见为实”，重推理过程的“形式合理性”，问者咄咄逼人，答者斩钉截铁，让你常常觉得“大真若谎”、“大谎若真”，好像施瓦辛格主演的那个充满刺激而又荒唐透顶的电影的片名《真实的谎言》一样，这些全对理解他们的学术很有帮助。比如前一阵儿，我和一位美国汉学家讨论问题。他说，商代史料是甲骨文，西周史料是金文，后来是竹简，我说，中国学者不这么看，我们认为甲骨文、金文都不是真正的史料，古代史料是写在竹简上，战国秦汉是如此，商代西周也是如此。好，那他就要问了，你的evidence（证据）呢（这是他们的口头禅）？我只好说没有。虽然我补充说，甲骨卜辞商代西周都有，东周甲骨和战国卜辞现在也已发现（写在竹简上），铜器铭文也是前后都有，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竹简也是。早期竹简没发现，不等于没有。“眼见”不一定“为实”，evidence也不一定是truth（真相）。”可你挖不出商代西周的竹简，人家就不服。我们和西方汉学家有时谈不拢，如在“疑古”的问题上谈不拢，其实很多分歧都未必是来源于事实的理解，而是来源于程序的理解。他们特别喜欢argument（辩诘），立场鲜明，底气十足，yes/no毫不含糊，忌讳assume（假定），也痛恨confusing（颠三倒四），这类习惯，说起来复杂，比照法律，也是一目了然。
对西方的学术规范我并不迷信，这正像我对西方的法律并不迷信一样。但这类规范的毛病是一回事，它在现代学术交流中的有效性是另一回事。比如我们的学术论文，最容易为国外学者诟病，甚至控告为“鼠窃狗偷”的地方，主要是引证的主观随意和缺乏周密性。国外的东西找不着看不懂，他们神经过敏把咱们的收藏实力和外语能力估计太高，是让人感到冤枉的。但我们对材料挑肥拣瘦藏着掖着，对人物谄上骄下摔着捧着，也确实不象话。在这方面，必要的规矩还是有点用。现在写书写文章，在我们这儿，有很多人都并不了解，一部现代学术著作（特别是年代晚近的著作），在西方人看来，它同时还有目录学的功能，还要被人用来查找资料和核验作者的观点，供别人学习，也供别人批判，并非寓褒贬深义练春秋笔法的地方。所以脚注、索引一定不可少。其评价也不是以搞点“小制作”、“小发明”、千锤百炼、一字不易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启发别人思考（哪怕是当靶子），“转移一时之风气”（大师都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人物）。如果我们不是以“选手”的身份而是以“裁判”的身份看问题，以为“我引用谁那是我看得起谁，不引用谁是看不起谁”，如果引用了他“看不起”的人物就是跌份，那可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因为这种因偏见而造成的“入眼亦有限”，这种因挑眼而造成的“故意隐匿”，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极不光彩而且应归入“鼠窃狗偷”的行为。还有我们常用的“有人说”。中国的“有人说”分两种，一种是学界权威、前辈师友，不好意思点名批评，“为尊者讳”；一种是学泼妇骂街（“哪孙子偷了我白菜，叫他吃了得噎嗝”），隐其名而道其实，故意说给人听。这里面第二种之下作是不必说了，就是第一种也未必可取。因为前者若按我们“尊老”（未必“爱幼”）的传统虽也不失其厚道，但如果批评者把大人物都摘出，所有炮火全冲小人物或跟自己同一重量级的对手去发，这也太不公平（岂止是不公平，简直就是残酷）。此外，还有“正如权威所说”或“正如众所周知”一类以势压人的说法，我们觉得省心省力又壮声威，但严格讲起来也是不允许的。
大音希声，善言不辩(3)
匿名攻击不允许，当然就得有批判公开化，比如办书评杂志等等。但我们这儿的书评几乎清一色，全是虚头八脑捧臭脚，顶多殿尾，写几句“美中不足，有待改善”之类的话。相反，真正的批评，最厉害的批评，反而都是夹叙夹议掺在论文之中，恶毒起来，把学术论坛当痰盂马桶尿池子，和前者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