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案：这篇157页的长文其实是本书〕
（2）《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财神爷的陨落，19世纪中国的抽鸦片》，罗曼、利特菲尔德出版公司，2002年（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这三本书，每七年出一本，非常规律。一本17世纪，一本18世纪，一本19世纪，跨越明末清初、清代中期和清代晚期，由远及近，自成系列，两本谈色，一本说毒，都是研究人们羞于启齿不敢触及的话题。他是人去我取，和我一样，也是属于研究怪学问的人。
马克梦小我四岁，祖上是意大利人，上唇留小胡子，头发花白。他喜欢骑自行车，不但自己骑，还带着全家骑，不但在美国骑，还上法国骑（我们有个朋友在那里）。因为坚持骑车，可能还有遗传优势吧，他看上去，瘦削，精练，多余的肉，一点没有。
我们有相似的背景，都是“文革”时期的半大小子（teenager）。美国的“文革”，是与越战、法国1968年事件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步。但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文革”是吸毒、性解放，我们这儿，闹革命，不回家，桌椅板凳拚一块儿，男男女女睡一屋，谁都不碰谁，碰了就是耍流氓，打死都说不定。马克梦的第一本书，序言说，色情小说是明代“准文化革命”（almost-cultural-revolution）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也许并无深意，但却引起我的联想。真的，我们谁又能说，在这场轰轰烈烈与世界同步的历史事件中，自己没有受过影响呢？不管是好还是坏。
让我再做一点同步比较吧。
我在山西插队那阵儿，他在读本科和硕士。
1970－1974年，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读本科，学比较文学和法语。他说早在1972年，他就开始学汉语，想掌握一门非印欧语系的语言。
1974－1976年，他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跟宇文索安（Stephen Owen）学中国文学，读硕士。他说，收获最大是上现代哲学课和文学批评课，特别是读德里达和拉康。法国人的这类学问在美国很时髦，但影响最大，不在哲学系，而在比较文学系和文学批评界。当时，他对中文，热情不太高，真正迷上中文，反而是在离校后。1976－1977年，他去台湾，斯坦福大学在台湾大学有个汉语训练班，参加这个班，他才中文大进。
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和在该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读硕士，他在读博士。
1977－1984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从浦安迪（Andrew Plaks）和高友功治中国小说和比较文学。当时，浦氏是研究《红楼梦》和“四大奇书”的名家。“四大奇书”是小说研究的主流，中国、美国一个样。然而，马克梦热衷的却是色情小说。他觉得，除“四大奇书”，高大全，其他的东西不研究，太可惜；中国的色情小说数量庞大，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应该有人研究。这人是谁呢？当然是马克梦了。他有学术训练，有能力，有干劲，这还不够，重要的是，他有兴趣，有问题，有想象力和内心冲动，特别是“了解之同情”。因为我所认识的西方学者，最缺的就是这种同情。
另外，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他还留过三年学。1979－1981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听王水照、应必诚和章培恒等人的课。这段时间，对他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和西方重新来往的开始，也是中国重新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始，百废待兴，有点开创之局的味道。很多中国的优秀学者是成长于这一时期，很多杰出的海外汉学家也是成长于这一时期。他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
读《吝啬鬼、泼妇……》(2)
我们是因为共同的兴趣才走到一块儿来的。我说过，我也想在小说上玩一把。
马克梦常来中国，几乎每年一次，看我，看潘绥铭，还有其他朋友。因为来得太多，潜移默化，显得特别中国。语言，虽然胡同里的话还不过关，但普通话绝对标准，根本听不出口音；心态也非常平和，丝毫没有洋脾气。还有，他很平民化。他喜欢美国的老城市和旧建筑，包括其中的贫民区。中国也一样。复旦读书时，同屋的中国同学，一件衬衫老不换，让他自惭形秽，他也决心不换。总之，他给人的感觉是，不像外国人，也不像大学者，只是个普通朋友而已。
美国人不爱闲逛和聊天，但他是个例外。我们可以整日聊天，说累了，就各干各的。饿了，随便弄点什么，将就着吃。困了，找个沙发猫一下。再不然，就在阳台上看景。街上有什么好看？只有汽车穿梭，呼呼驶过，但他看得津津有味。有货车从楼下过，工人在煤堆上打牌，或干脆作大字形，仰面朝天，睡在车箱里，我是司空见惯，但他会惊呼，说美国看不到，也根本不允许。
有一次，我和他到王府井，顺道去看住在筒子河边的唐复年（唐兰先生的儿子），什么事忘记了。那个时期，电话还没普及，上人家都是直扑其门。天热，开门的唐先生只穿一条裤衩，他见我旁边立个外国人，十分尴尬，赶紧掩门。我说，没事没事，都是熟人，你千万别拿他当外国人。
我还记得，从唐复年家出来，我们坐在夕阳西下的筒子河边，台阶下面，波光粼粼。他说，他特别喜欢刚才的访问，“紫禁城的黄昏”，真美，可惜没带照相机。
上面是知人论世，现在言归正传。
我想就马克梦的第二本书说两句话。这本书和他的第一本书一样，也是讨论广义的“男女之事”。我国的“男女”有双重含义，不光指男女交接之术的“性”（sexuality），也指性别研究的“性”（gender），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male-female relations）。“性”是日本人造的怪词，不能曲尽其妙，还易滋生误解。此书是研究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题目很清楚。《老子想尔注》说“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现在的流氓也说“cào一cào，十年少”，这类兴趣，我们都有，但窄了点，不能概括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他跟我说，他为什么研究这类问题，主要还是生活中的困惑。我也一样。人类只有两大类（当然，严格讲还不止两类），这一半了解那一半，简直就是哲学问题，一辈子都琢磨不透。特别是，这类问题，还有他在第三本书里讨论的问题，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序言里，他说，他很遗憾，他妈妈没看到这本书就去世了。前年在香港教书，他特意来会我，我说，我妈妈刚去世，“梦里依稀慈母泪”，勾起他对母亲的回忆。他说，他收拾母亲留下的遗物，难禁伤心；他是在单亲家庭中由妈妈带大，母亲的去世给他打击很大。
波黑战争那阵儿，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还有他太太带来的女儿。他的第三本书，序言最后是感谢他女儿，感谢他太太，书就是献给他太太。也许是通过他妈妈，他妻子和他女儿，他说他对妇女有了更多的同情，发动战争到处杀人的都是男人。没错。
我们都是举一反亿。
和马克梦的第一本书相比，这本书为“男女之事”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含义。虽然他是通过文学来透视社会，他所透视的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部分。
他的第一本书是写于80年代。那个时代，是中国的又一次启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对比色。当时，国内讨论这类问题的人，主要关心的是所谓“性解放”。他们都以为，传统就是性压抑，现代就是性解放，或中国就是性压抑，外国就是性解放，就像民主和专制，富裕和贫穷，古今中外之间横着一道线，天差地别。
在高罗佩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他说，中国本来是个性文化特别发达也特别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朝，为什么清朝突然又缩回去了呢？我想，我们翻译的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当时会引起轰动，原因就在，当时的阅读环境基本上是笼罩在一种“性压抑”的气氛之中。读者需要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只要鼓励开放，他们就热烈欢迎。
然而事实上，人类在性问题上的禁与弛，一直是互为补充，从来没有绝对的禁，也从来没有绝对的弛，两者的关系是，这里禁一下，那里弛一下，此时紧一下，彼时松一下。如我们一向以为十分开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性问题上就充满禁忌，宗教束缚很大，中国人体会不到，比如信仰不同，没法结婚，堕胎问题，他们可以闹到开枪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