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他的身体略略前倾，眼镜片儿在光线里停留着，很认真地听我表述。我接受到他的友好、亲切与鼓励。当我谈到自己对文化与艺术的某种感觉时，他会诚恳地问我：“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他不像是在考问我，更像是在与我交谈。我渐渐开始活跃开来。
我真把他当久违的交流对象，对他说流行音乐带来的愉悦是表面的，已经没法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了，现在精神上更能与古典音乐相通和共鸣，听起来也再不像音乐鉴赏课上老师引导的那样，这段是快乐的，这段是忧郁的，这段又开始紧张了，而是一种情绪的自然带入，慢慢地就化入进去，融为一体。而事实上，我那时脆弱得听不得流行歌曲里的词儿，一听就伤感，就想要往下沉。贝多芬也好，古曲音乐也好，都是我的强心针或者迷幻剂。坐在那些教授们面前，与其说在谈自己对音乐对艺术的感受，不如说是在变相倾遣当时的郁闷、不顺。但因为发自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又一直处在一种鼓励的气氛里，临时一发挥自我感觉还挺好的。
总之恋爱的失败，以及和大学时的老师后来又都成为同事的人们之间同样失败的人际关系，这些挫败感，可能让我显得沉静、成熟，看上去更像个有点思想的人。而余先生友好、对路子的提问，让我的身心放得很开，思路和语言的表达也越来越松弛。虽然做了一年的大学教师，但因为是留校，一直都没能摆脱做学生的感觉，那时关于我所谓事业的未来、甚至恋爱、每天该干什么看什么样的书，哪个关心我的同事都可以教导几句，我又不会装假，最后弄得大家都对我很失望。我相信谁都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刻，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再任性、再自以为是的人，在困顿、处处受挫的情况下，能得到别人的一点点支持和鼓励，都会温暖、感动得不行。复试中的交谈，余秋雨和上戏教授们的亲切、随意，让我的情感一下就投靠向他们，走出红楼的时候，连周围的陌生感都消减了不少。这样的交流，余秋雨他们似乎并不在考核我有多广泛的知识面，而更像是在试探我的感性与直觉。
我的感性与直觉，已经有一年多时间被压制得不能动弹，应该说是上戏的氛围唤醒了它们，那是一种群体性的弥漫在整个上戏天空中的气息，学生们感知的毛孔与触觉张开着，年轻的生命在自然和自由中开放。所有老师的手里都像握着根无形的鞭子，不是把学生往圈里赶，而是一个劲地朝外面轰：去，去，去脱掉你的拘谨与胆怯，去张开你全部的感觉，到艺术的殿堂里去呼吸，去飞舞！那是我这个一直处于严正肃穆的大学教育中的人一下就能接受到的不一样，带给我一阵阵的惊喜。即使不被录取，我已从余先生他们友好欣赏的目光里获得了足够的自信。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次转机。
后来我从消息灵通的师妹那里听说我的面试分蛮高，但是笔试分里仍有分数比我高的人没有被录取。她们说完全是余秋雨坚持要录取我的。在她们眼里，我完全就是余秋雨的“嫡系”了。
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要搞清楚这件事，尤其是问问余老师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在我这里，分数本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并且分数还偏偏一直是我的一个“死穴”——上南京大学时我的总分就比不过班里其他同学，以后我也就干脆厚着脸皮对别人说，我混进了大学，又混上了研究生。
但是因为心里有那么一个“结”的客观存在，依了我的个性，竟然又对别的导师横生出几分疏远与陌生，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有些气短。而对余秋雨，除了觉得大家对路子，还平添了所谓“知遇之恩”。
真正到了上海进了上戏，懵懂的我才知道，余秋雨在上海的学术界、文化界早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大姐，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在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待我考入上戏，她又刚好在上海师大中文系进修。她的进修班同学年纪都与她相仿，他们是大学里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读过余秋雨的文章，听过余秋雨的讲学。他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对他的学术成就充满敬畏，对他活跃开阔的思维满怀钦佩。同为教师，他们对他讲台上的风度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集体表情，让我对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精英”一词，有了最直接的认知。而我这个余秋雨的学生，一进入他们的圈子，就沾光添彩，大受欢迎，成为他们当中的宠儿。他们喜欢唱前苏联歌曲，他们喜欢带我玩，他们喜欢和我讨论外国文学话题。我还那样，总不爱用教材上的那些语言，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对西方文学的热情和理解。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但他们喜欢我的话，他们看重我的思考。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4)
我想这多半都因为我是余秋雨的学生。
被称作“秋雨兄”的导师(1)
上戏的学习和生活改变我许多。
一开始我们都被要求“打开”，导师们爱取笑我们这些来自正统大学的弟子们的内向、羞涩。就像现在电视里的现场“秀”，我们被要求大声作自我介绍，不要常规的简历背诵，要搞点个人魅力展示什么的，害得我们每一个都涨红了脸。
我还记得一位妈妈级的学友最勇敢，站起来就表决心，要如何珍惜这三年的学习时间，又说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当时的系主任陈多先生听得哈哈大笑，说你千万不要当海绵，光把知识都吸进去了不往外吐有什么用，不怕把你自己的肚子涨爆了。别的导师们也都跟着发出会心和善意的笑声，原来他们全都受不了我们的假模假式。第一次师徒见面，导师们就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不循常规的状态，吓得我们再不敢老生常谈，却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现自我的方式。这情景反倒比考试还难了。
类似的情景在表演系学生那里，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张嘴就来。那时凡是来上戏找我的同学或朋友，事后总要念叨一下他们所受到的“惊吓”与“摧残”：有时刚进了校门，身后就传来亲热甜腻的声音问“你来了？”正在懵懂中犹豫着如何回答好，另一个方向却又响起一声断喝“滚！给我滚出去！”吓得魂飞魄散之际，却发现人家出声儿的人压根就没拿正眼看你，人家扬着脖子从你身边擦肩而过，嘴里还在那“你来了”“滚出去”。原来这一切根本与你无关，人家正背台词呢。有人嘴上不服，说我，“你这儿差不多就是疯人院啊！”我说我喜欢他们这样，在南大压抑惯了，这样挺好。
那时全学院只有一个传呼电话，看门的师傅是苏北人，谁有电话，他就在楼下大叫谁的名字。比如他喊“萨日娜”，舌头转不过来，就成了“杀人啦”，他一喊，楼上楼下的学生就都跟着喊“杀人啦”。杀声一片。弄得周围居民跟着乱紧张。
虽然我们还没有表演系那样的勇气，可以在上戏的院子里一边走道，一边旁若无人无比投入地念台词什么的，但在宿舍里，我们早疯成一团。
我们开始躲在宿舍提前“瓜分和分配”每一位导师，还给他们每一位起外号。个子小小的可爱的陈多老师，我们背地里叫他多多。研究中国早期戏剧家熊佛西卓有成效的丁罗男老师，我干脆给他取名熊老师——有一回夏岚冲进宿舍把我按在床上就开打，原来她迎面碰上这位丁老师，时空没能及时切换过来，一声毕恭毕敬的“熊老师”，把丁罗男喊得一头雾水。至于余秋雨老师，我们亲热地唤他“秋雨兄”。又因为我和余老师最对路，他有时还被称作“你的秋雨兄”。
这样的事在上戏的男、女生宿舍里大概上演过一轮又一轮，半真半假的，多少也能反映点学生对教师们的亲疏与取舍。有一回一个进修班的老女人老男人们因“分赃不均”，还为这样的事吵将起来，结果闹得“闺房密语”“寝室卧谈”统统都给抖落了出来，弄得那些被暗地里“瓜分来瓜分去”的老师们全都哭笑不得。
年龄相当，人又随和、善解人意的余秋雨，自然是仰慕者“争抢”的重点。后来大家把这事当笑话讲，余秋雨自己也摇头，觉得整桩事件秘密部分还挺可爱挺好玩的，不过后来演到公开部分，就太认真太不好玩了。看来他还是喜欢被女弟子们“认领”“支派”，喜欢这种游戏般方式下的明朗、认同，但一旦失了把持弄成街头巷尾的飞短流长，他可不欣赏。
后来台湾美女肖蔷说她在敦煌拍戏太苦，只有读余秋雨才得以熬过那段日子，不久又有台湾把他排在十大美男子之首的消息传来，他开心地在电话里和我谈论这些事，问我听说没有。我说听说了，报纸上登得到处都是。他呵呵笑：这真是太开心太高兴了。
有次我当着他的面一激动，差点也没把我们宿舍的“黑名单”交代出来——当然为了师妹们的面子，还是“理智”战胜“冲动”，“打死也不说”，免得把一段愉快、调皮的日子弄得太不好玩太没趣了。
那时的余秋雨竟然从没来过我们这几个女弟子的寝室，好像也从不主动找我们。也不知是否被之前的“争抢”事件给吓怕了。对待这些感性十足的“戏剧女人”，也许躲得远一点为妙。
研究生宿舍夜间没有熄灯一说，晚上大家都睡得晚，第二天中饭之前基本上都是“睡美人”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