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只有香港人想得到那样的好主意，把一片石库门老房子拆了，又按原样图纸、砖块号码重砌，既保住了石库门特色，又不影响里面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条件。
那就是现在上海人又引以为傲的新去处——新天地。
后来我去上海拍旅游片，还一脸严肃到即将拆除的石库门老房子里打探老上海的历史，顺带也反应一下民声。
多数上海人住石库门住出了感情。
一个十几年前固有印象中的上海，与一个变化中的上海，开始同时出现在我这个上海的过客的感觉当中。
忍不住地就想多说说静安寺，毕竟那是最靠近上戏的一处老地方。静安寺的中心在我记忆中呈现出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鲜有外地游人在这一带转悠，我还记得远远地与迎面走过来的余秋雨或别的老师们互相招呼时的情形。还有别人指着一座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旧式建筑告诉我，这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百乐门。我会一下想起那些人影绰绰的夜上海风情，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还有三四十年代赵丹白杨他们的电影画面。
那时我们老是在这一带出没，晚上肚子饿了会走过来，坐在油灯下吃鸭血粉丝。白天的街面上时不时飘起一阵臭豆腐的味儿，还有糖炒栗子的甜腻。
在静安寺的大街上，我和本科的小女生被街面上一位优雅的上海女人吸引，她身上的那套衣服出众得让我们眼馋。一阵互相鼓励后，马上追上去，问人家这衣服是在哪买的。上海女人就那么淡淡看我们一眼，淡淡回了一句“法国带回来咯”。
经常走过一段黄色、肃穆的围墙，幽幽静静，知道里面就是静安寺。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可能因为心理上的距离，那时只觉得它离市面有老大的一段路程，在街的深处。再去上海，出租车开到静安寺，街中心出现一片黄色，十分突兀。司机说那就是静安寺。我差不多要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
每周不少的观摩，也从静安寺出发。往往在那个特定的午后，一辆公交车上拉了一半的上戏学生。表演系的总不安分，亮着上海人怎么也嘣不出来的标准普通话，自我感觉总那么好得一塌糊涂。印象中上海人对操标准普通话和长得高大、漂亮的人倒都是客气敬畏的。
好玩的是，那时一些追赶时髦的上海市民到时也定会拥挤在南京路小巷的那家影院门口，等着购买高价票。我猜想他们或许把观摩外国电影，也当作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途径了。这是上海人积极向上、务实的表现。北京人不会这样，北京人会把自己搞成有文化有品位的样子，是另一种氛围。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2)
我们也经常把多出来的票出高价卖给上海人，挣点零花钱。记得有次在校园里，余老师追着我问马小娟你还有没有多余的票子，系里以为我今天不来了，不知道把我的票发给谁了。我遗憾地告诉他，我手上也没有富裕票。看他着急和遗憾的样子，我也不能说我不看了让给他看。想到他的那套票又不知叫什么人拿去卖高价了，害他今天老远地从龙华赶来，却有可能要扫兴而返了，心里免不了好笑。
那些电影，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前苏联的众多影片，褒格曼的作品，黑泽明的电影，西班牙电影。每次，余老师的课上都会有反应，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讨论，他还会渗透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话总似一阵风吹过，一下就把浓雾吹散，让周围光亮、清晰起来。那时大脑和心境都年轻得不得了，真的像一块大大厚厚的海绵，能把周遭的一切吸纳进去，能被所有自己不曾领略的艺术风景打动得屏息静声。但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只是喜出望外，只是留下印象，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总结，去弹跳。余老师的话，像星星点灯。还记得他说《秋天的马拉松》，说《两个人的车站》，说《卡门》时的情形，那通常是些看到了那样的好片子之后，再次在课堂上见到他时，他要拿出来说叨几句的记忆。通常是因为那些刚刚才看过了的片子，把我的思路从纯粹的书本与教室中引开，被他带往另一片天地，他的许多说法，让我学习到看与想的方式与方法。
相信这不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这是他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追求、对自己的起码要求。许多次听到校园内外听过他讲课的人说，听他的讲座，总是茅塞顿开、一派原来如“比”的开阔。
他曾经也被请去我老家的那个省里讲学，回来后他写了《青云谱随想》。 我家院儿里一位老画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戏舞美系读书，平时总爱戏称与我是校友，那次听了余秋雨的讲学，暑假趁我回家，还专门跑到我家由衷地对我说，余秋雨那个家伙是个大才子，听他讲课就是一种享受，你作他学生，真不得了。他这完全已经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了。
我甚至都不必知道他讲学的具体内容，就知道凭他的学识与修养，他能把任何一个严肃、艰涩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他要征服我家院儿里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文化人，是肯定的。那是他的力量与魅力所在。他则把这作为检验一个文艺理论的布道者自我艺术感受、艺术修养高下的度量衡。
我知道大学里不少教师都是所谓满腹经纶，也有各种新潮概念统统烂熟于心的，但多是从理论到理论，鲜有自己的艺术与生命体验消溶其中。没有活生生的范例来盘活一大堆的概念，所以他们大都也只能在大学的课堂里折磨那些青年学生，很少有能够走得出去、走向更广大的文化与文学群体的。在他们那里，看书就是钻研理论看大部头书，而之外的一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根本不必也不会触及内心的。就像一扇大门，主人走出了房间，身后咣当一声，立刻物我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也算是本事了。
曾经有一位我的戏剧老师，在课堂上讲《原野》，分析那村姑金子的种种行径，全是反封建、追求自我解放一类说法，当然还有《雷雨》里的那些男男女女，更是这样那样一套套的。可是走在校园里，她跟我念叨她的儿子：“考不起大学，躲在家里不务正业写什么小说，尽写些谈情说爱不三不四的事情，还藏着掖着以为我不知道。”我当时真不敢相信，一个人的业务怎么可以和她的现实生活离得这么远？难道课堂上那些话，全都是不过脑子不入心的吗？
“这种脱离审美经验而条条分析的理论，常常会把学生们折磨得非常可怜，渐渐地变成了贫于审美的理论奴隶。”
就是这样的。大学里我的许多搞文艺理论的同学从来就不屑看作品，论文里拿来作例子的，全是别的书上用来用去的，是经典例子了。而我这种到处乱看作品的，总被归入为将来要搞创作的那一堆。
我相信对当代艺术和文学的关照，是余秋雨的思维总有新的血液流淌的重要原因。这也让他从不满足于停留一处，也让他总能一下就把听他课的人引入云开日出见青天的境地。
他跟我说过广东作家张欣有过一篇写他的文章，是写他写得最好的。后来我看到过一篇张欣写他的文章，看着看着我就忍不住要笑，因为这个可怜的张欣一边写她听余秋雨讲课时的感觉，一边想起她在北京大学作家班读西方文艺理论课时的情形，她说她“几乎没听懂过一堂课”。真是笑死我了。
我完全明白她的遭遇，那些以理论再去解释理论的、来回来去说的车轱辘话，最后能把你转到彻底晕菜。尤其对张欣这样一位专事写作、偏重感性的女作家，你没有足够丰富的、开阔的阅读面，没有自己对作品、对生命的真切体验去盘活那一大团的严肃无比的理论条条，注定是很难打动她，带动她的。
相比之下，我这个本可以踏踏实实听余老师三年讲授的弟子却常常逃课，不知珍惜，倒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那时我的一位女友曾爱上她的一位同行。那位同行是搞俄国文学研究的，发表过几篇论文，她说他把自己搞得很苦，夫妻分居两地，妻子独自带着孩子，一心一意让他在大学里搞学问。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3)
我听了马上嗤之以鼻，因为我想起了那位老兄的穷酸样儿，想到他坐定在自己的那口井里，学术的视野中除了托尔斯泰就是普希金，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我说这种男人有什么可爱的，他搞外国文学，他知道马尔克斯吗，他读过博尔赫斯吗，就算他搞俄国文学吧，他连稍后一点的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都不读，他搞什么搞！他老婆也是活该，真要是拣到一位才子也罢，偏是这么一位。你爱他什么呢，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精神上他请你吃溲菜，物质上他让你吃盐菜，无非就是他现在老婆的下场。
倒霉的女友被我说得灰头土脸，直骂我小小年纪如此世俗、刻薄。
我说我肯定这样做学问的人不会有什么大发展，看看我们秋雨兄，学着点！
女友更加沮丧，说，不是谁都有余秋雨那样的灵气的。
有时会想，这难道很难吗？一个人做所谓的学问，怎么可以投入成那样，一整个脑瓜里有九成以上的空间被作品目录、作品章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占满，而这些都是打作家一活着或者一死掉就客观存在的呀，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经年不变的，惟一可能变化的，是有人终其一生考证到这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完成不在1818年，而在18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