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两年后她自杀了，我又后悔那次没去看她。一个那么热闹的人突然就去自杀，肯定不是我以为的那么简单。谁知道呢。女人本来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那年张艺谋携刚完成的《红高粱》去西柏林参赛，途经上海，特意在上戏实验剧场首映。那时全国人民都还不知张艺谋何许人也。我们因为看过他的《一个和八个》，知道他特牛。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5)
电影里还有我们上戏的一个学生，他混在一堆抬轿的汉子中出现，剧场里立刻就鼓掌欢呼起来，还有人狂吹口哨，为上戏加油。
《红高粱》放完，大家疯得巴掌都拍疼了。张艺谋披件军大衣，站在台上粗声粗气说：我们的片子拍得很糙。大家也都粗着嗓子跟他学：“很糙。”散场后交流，会议室的窗台上都塞满了人，张艺谋一下就成了上戏学生眼里的大师，校园里成天都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
走”“上下通气不用愁”；
还有有一阵不知怎么回事，学校剧场里每晚都在演各种戏曲折子戏，我吃过晚饭就会晃到剧场去。那些唱腔，突然就触动了我，有时汩汩地从心尖上滑过去，有时又像要把我的心喊出来，好舒服。我差一点就掉了进去。但是戏曲的内容我不喜欢，满处都是糟粕。到后来我不允许自己再去听戏，我怕被它麻醉了。
那时对戏曲有点又爱又怕的意思，好多回都是在快要沉迷的时刻撒腿后撤的。戏曲对于我，就只是适合远看看的景色而已；
只要有要求，余秋雨也会介绍他的学生跟剧组。我们有一位学友就在余老师的推荐下进了《红楼梦》剧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年轻气盛，又缺少应对方方面面的经验，没多久就又见那位学友打道回府转来。没有多问，只是听人说和剧组的人处不来，看不太上人家的那一套，自己不想呆了。
其实余秋雨是很希望我们多出去参与艺术实践，积累阅读与观摩之外的艺术经验的，但是大家还是没能迅速适应，一方面毕竟还是学生，不可能采取那样强有力的行动去影响一个剧组接受你的见解与想法，另一方面可能也缺少艺术实践的积累，缺少把观念或者思考转化为戏剧结构的能力。像我们毕业后，余老师与安徽黄梅剧院合作完成的黄梅戏《红楼梦》，他是以艺术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的，整个的剧作与演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红楼情结”与戏剧追求，那是一种很投入的、像孕育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创造与实践，是我们这帮学生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才可能争取得到的机会。
对我们那位学友的行为，他也并没有任何责怪或是不悦，熟知一切的他，当然也猜得到自己学生在外面会碰到些什么样的情形，回来就回来了吧，没关系的。下次谁还想去，他还一样介绍去。他只是鼓励、支持大家向外打开，并不过多干涉细节与结果；
二年级的暑假，余秋雨老师安排我们这批研究生前往敦煌朝圣。那年夏天我们随尾而去，他请好的专家和权威人士在等着给我们介绍敦煌的历史与艺术成就。借着导师的庇荫，我们得以看到莫高窟壁画的全部，讲解员一边打开几扇难得打开的洞门，一边强调“这是专家才看得到的，普通游人想都别想”。那时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外国人能看到的洞更少，比普通游人的还少，是最低级别。
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在沙漠里疯玩到深更半夜，完了饿得不行，放风的放风，盯梢的盯梢，潜入驻地食堂偷了几个大馒头分吃。第二天听专家介绍时我又困又累，一直都在打瞌睡，完全不知所云。我猜别的学友们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这帮徒弟，也不知是不是给余秋雨丢脸来着。
我只是被鸣沙山绵延的沙漠蛊惑住，时空错乱。后来跟余老师说起在沙漠里的恍惚与迷失，他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对敦煌艺术的感觉和与余老师的对话，却还是要等到十几年以后才会到来。
而余秋雨老师，敦煌之行后，写了著名的《道士塔》《莫高窟》。
现在想想，三年里上戏的环境和导师们的护卫，曾有那么多的艺术活动与实践机会，为我们打开着一扇大门，我也只是站在门口，让风吹拂了一下我的脸，扬起了几根刘海，却没有抬起腿来跨进去。只是止于大门之前。
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有人说怎么样经历都是一种经历。我也安慰自己，怎么样做学生都是余秋雨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主要的，别的都不重要。
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余秋雨的形象开始更多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有知道我们师生关系的，总忘不了说一声，那天在电视里见到你的老师了。
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高兴。当时我正在闭门看书和写作，大多时候坐在地毯上面发呆，完全把自己封闭了起来。我一厢情愿以为自己被人养了起来，可以逃班，可以不怕扣工钱，不必穿最好的不必吃最好的，只要有书读有字写就好。余老师在电话里问你怎么总不在家，
你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一直都在家，只是不想接电话，不想单位找到我。他会关心地问我你很忙吗。我嘻嘻哈哈说根本不忙，我正在发呆呢。他便在电话里笑起来，哦，马小娟正在发呆啊。
我总把这当作再一次的理解和容忍。
你的小说我都看了，他说，总是让人兴奋，写得很不老实，还有点黄，但是很明朗，很干净，不过它们总像是一幅幅很好的油画，却没有上框子。他说。
我马上嘻嘻笑。我把一大堆发不出去的小说寄给他，大言不惭在信里告诉他，没人肯发表这些小说，给他看也根本不是想要他干什么的，就是想让他看，看看我写的小说。
他说我的小说没上框儿，我竟越发地高兴，因为我房间的地上刚好就随意立着几幅朋友画的油画，又刚好是没上框儿的。我就喜欢这感觉。我受不了给它们套上框框再装模作样高挂在墙上。
我才不需要上什么框儿，小说发不发表的无所谓，反正我写了，发泄了高兴了就行了。发表不了不就是少两个稿费嘛，我有工资我又不缺钱花。
那时年轻就那么牛，总是不听任何建议，不作丝毫改进。许多时光在牛气哄哄中度过。
这时刚好又看见余老师在电视里，再也不穿牛仔裤了。我对自己说，我不喜欢他穿西服。我只记得他穿牛仔裤时的样子，有一点点胖，但是很自然很亲切。
以后见到余老师，他说很多人反感我上电视，太好玩了。他说电视是我的专业，我为什么要回避电视？还有一些自己称很少看电视的教授，也说总在电视里看见我。他好笑地说，他们都不看电视怎么还能在电视里看见我？那看来他们也还是不能完全拒绝电视的了。
我陪着他笑，因为这次是我从中牵线，让我的熟人把他请去上电视的。我已经能够轻松地告诉他，出来的效果哪些话说得好玩，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好玩。我已经接受了他上电视的事情，并且我自己也已搞上了电视，偶尔做做电视节目的策划兼撰稿，有了多重身份的生存方式。
诗人邹静之因为写了一系列收视率极高的乾隆戏，不被他的一些朋友理解，他自己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很多事情根本说不清。
可能和别的人反感余秋雨出镜不一样吧，我曾经不喜欢他上电视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长期以来习惯了与他在学术的氛围里交流，习惯了听他那些溶入了思索和生命体验的见解，而在电视上，面对的是普通的观众，肯定会有措词、分寸上的低就，这就让我很不高兴。
这之前我陶醉在自己的清高里，不屑于与普通人交流，整个人是青涩的。我每天埋头干工作，仿佛一名熟练工人，只在脑子里对自己说话，只盼着干完活儿立即飞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接着发呆，自以为什么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我还大隐隐于“朝”了呢。
我挺生气余秋雨干嘛要把自己抛向大众，他们懂什么呀。觉得真正的天才和思想者，就应该永远孤独和傲慢。
连余老师都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感情上有些疏远他，我有点生气。我不能容忍我的导师一下成了许多人的导师。
多么狭隘和幼稚。
以后的理解与释然，要来自自身的成熟，年龄与阅历的增量。还有返观余老师一向对我的放任和宽容，我学会了平和地去看待和理解周围的许多人与事。
总是听到他话里流露出来的对他的读者的感激，那样真诚，自然，从来都不矫情。
读者喜欢他的文章，他不仅高兴，而且觉得荣幸，总忘不了及时表达他的谢意。见面的时候我会说起认识的谁谁谁是他的崇拜者，谁谁谁案子破得很棒同时也很爱读他的书，他总是会一连说上好几声“谢谢，谢谢”，还说下次有机会要一起来喝茶聊天。他喜欢和他的读者交朋友。
许多人给他写信，许多人支持他，他们对他的爱戴与信任，有时会让他感到自己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和他的读者相关联的事情，如果一味地沉默，反会变成一种对他的读者的不负责任，一种欺骗。有一阵有人到处编造他三十年前的历史，他问我，马小娟，你说我要不要跟他们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