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亲信一旦产生，又会渐渐扩大为圈子，圈内圈外会有磨擦，不同的亲信间也会争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还想利用磨擦和争宠来办事，那么整个单位已经不可收拾。
上海戏剧学院的人际关系也堪称复杂，但是文革灾难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简化了。现在灾难刚过，大家同仇敌忾，共同语言还没有消散，正是继续简化人际关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他教师的业务水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报告了，他的单独报告制造了一种不公平；他对其他教师的业务指责，更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是第二层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种信息引导，这是对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这三层不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进行否决。
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这种公开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信。
有时，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涉到别人的长短，或开始对我有所奉承，我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题。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我，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对此我有点矫枉过正。其实我心底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好恶评价，有时还很强烈，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行政行为的走向。行政行为越干净，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国家政治大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遍性、延绵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恶化了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的矫枉过正，是在结束一段历史，截断一种灾难。再过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在回忆我任职期间的成败得失时都会肯定这一点：那几年虽然还有诸般不是，却因为几乎没有人际争斗而轻松愉快。
十一
这是一幢三层小洋楼，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工程师的住宅。院长办公室在二楼，一个小套间。
打腊地板、钢窗、壁炉，小套间里有两个卫生间，纯粹的欧洲气派。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坐在这里的是老院长熊佛西先生。那时上海早已受极左思潮统治，熊佛西院长没什么权力，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管着窗下的这个小院子。小院子里有一条弯曲的小路穿过草坪，有的同学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听到头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同学，请不要破坏绿化！”
后来，他觉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干脆就在这条小路上来回散步，做一个“护草使者”。我们碰到他，叫一声“院长好”，他会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过了五分钟，我们拿了一本书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声，他又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有时为了一件什么事来回穿行几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询问，不知内心是否怪异：同名同姓的学生怎么那么多！
有人敲门(6)
听老师们说，学院从横浜桥搬到这儿来的时候，市政府原本划出的地很大，把现在的华东医院、华山医院门诊部、上海宾馆、静安宾馆、希尔顿饭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里边了。熊佛西院长背着手走了一圈说：“这么大，谁扫地？”
这么昂贵的黄金地段被老院长放弃了，一直让后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领会这位前辈书生的观念：办学校，一要种草，二要扫地。这个观念十分环保，十分节俭，因此也十分
现代。
我站在窗口想了一会儿，便转身坐在办公桌前，打量起这间屋子。刚才进来时我没有把门关死，留了一条缝，这也是因为想起了熊佛西院长的一件往事。
当时熊院长坐在这里，服务员老杜每次都不敲门，一拧把手就进来了。熊院长对此颇为恼火，一次次告诫，但老杜实在想不出敲门的理由。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汇报工作，只是来送开水、擦桌子的，当然是越轻越好，敲门干什么？因此到时候还是下不了手，只是把动作放得更轻，试图在熊院长毫不觉察的时候做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这种踮脚屏息的状态更把熊院长吓得魂飞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门外，敲三下门，听到屋里说“进来”，再推门。但是，可怜的老杜试了几次老是觉得不是味道，总是期待着熊院长不在屋里的侥幸。可惜，熊院长每次都在，最后只得让老杜离开院长办公室，到理发室去了。老杜很快学会了理发手艺，直到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去理发，他还在一次次感叹：“熊院长真是奇怪，他在屋子里又不做坏事，老要我敲门干什么呢？”
后来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是苏坤院长，一位河南来的革命军人，在军队里领导过一个剧团。他与熊院长就完全是两路人。他也有一个服务员，是他在军队里的马夫，姓张，跟他一起进了上海。听老师们告诉我，当时英武魁伟的苏坤院长在礼堂里向全院教师做报告，气氛庄严，北方口音在上海人听来是一种天然的领导者语言，大家都恭敬地做着笔记。突然，礼堂后面响起三声敲搪瓷碗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一个沙哑的河南口音：“团长，别说了，吃饭了！”
全体教师愕然，苏坤院长则一笑，停止报告。
老张觉得团长还是他的团长，便乐呵呵地跨着牵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苏坤院长出于好奇，用过办公室里的这个壁炉。麻烦的是找不到柴禾来烧，伙房里也没有，那里用煤，因此还是要请老张去拾捡枯枝。当壁炉终于点燃起来的时候，苏坤院长通知其他干部一起来取暖，北方来的干部们早就受不了没有取暖设备的上海寒冬。据说那次坐在壁炉前的干部们坐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鞋子、袜子向着火焰烤，因为最冷是脚。人多势众，那味儿，使苏坤院长不敢再试第二次。
苏坤院长爽朗可爱，一直保持着河南人的习惯，平生饮食至爱，是油条和豆浆。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应由这两样东西组成，当然也可以再加一点其它东西。就在我担任行政工作前几年，他还在做院长，亲自写了一首校歌，让全体同学学会，准备在院庆大会上全场齐唱。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同学们的顽皮劲头勃发，不知事先有谁组织过，那天全场唱出来的，居然齐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对此，苏坤院长一点也没有生气。
“浦江之滨，有一座艺术殿堂……”过了很久，校园里还有学生边走边用河南方言哼唱着。
想到这里我笑了出来，没想到门外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报告！”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想不到这声音与这屋子的关系，与我的关系，只当是门外有表演系学生在练台词。
“报告！”又是一声，更加响亮。我突然想起当年熊院长要老杜敲门的事，觉得这声音似乎与我有关。
“进来！”我说。
进来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见就站起身来，却不知叫他什么合适。
他姓吴，在我考进这所学院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读的那个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军人，是我们这些学生平日能见到的最高领导。文革中当然被作为“走资派”而打倒，但始终没有成为焦点，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年，一直没有见着。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刚刚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居然用军人的姿式向我“报告”！
“院长，”他说：“我向你检讨！”
“吴老师”，我终于憋出这个称呼来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老师。他早已离休，我上任时翻看各级干部名册都没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师比较合适。“请坐，慢慢讲。”我说。
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离退休干部们不放过他，要求学院给予公开处分。他来找我，一是检讨，二是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三是希望这个处分不要张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问。
原来，一位老战友病逝，他赶回家乡去送葬，回来时另一位老战友出点子，说自己的儿子是火车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的角落里回上海，不用买车票了。他真的这样做了，却想不到，到了上海，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车站当作逃票者扣押，后来只得由学院派人领回。领回后，老干部们一片哗然，认为他丢了老一代革命军人的脸，不仅要处分，而且要开批判会。
有人敲门(7)
“其实这事用不着找你院长本人，我……”他显然已经被一批与他同资历的老干部搞得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