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我个人认为在当下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余先生长期与媒体的良好合作自不待说，顾晓鸣先生被IBM邀请作为品牌的代言人，广告的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有人质疑顾晓鸣作为文化人，不应该凑热闹搞什么广告，甚至有人指斥他忘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多年前，在江南水乡小镇，我跟陈逸飞先生有些交流，他认为自己是个视觉艺术家，而不像有些
人期望他只作为专职的油画大师。顾晓鸣先生面对质疑时有过这样的回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和价值观以及人生的态度和策略，无论穷富尊卑，每个人都是上苍精心创造的伟大作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著书皆为稻粱谋”，这是中国古人说的，时尚把小便壶弄成艺术品，那么多的“艺术家”和“学者”和“教科书”都对之吹捧有加，引为经典，再端什么“者”和什么“分子”的架子，不是比小便更为酸臭了吗？很难想象，在当今时代，学者可以自鸣清高，面对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可以作壁上观。实际上离开学者的经济是不存在的，黄仁宇对明代簿记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问题的研究都已成为常识。所以，学者的神化、泛化，或者过分与媒体的对立，都大没必要，学者也要在变化了的世界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创造。不这样做，何处安身立命？学者也是人，你以为人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吃喝拉撒睡会死的动物。
IBM另一系列的品牌代言人，是《美丽心灵》的作者西尔维娅·娜萨，当世美国正统历史学家第一人布尔斯廷，就写有重要当代传媒批评著作《假事件》，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一直在做“媒体学者”。我不知道与媒体绝缘的学者是什么样的？也许他只是活在自己的神话里。
过去，有权就可以大干快上，干惊天动地的蠢事，比如填滇池“围湖造田”；现在权力加上钱，如果还出洋“考察”过几天，更可以干愚蠢的壮举，比如拆了真的老街建造仿造老街，砍掉古庙的弯扭古树，像法国一样把树修整齐，种上开阔的带有几何图形的草坪，在火山上修笔直的大台阶，更有异想天开的，给滇池边睡美人山“隆胸”，过度的欧陆风情的房产开发和造镇计划，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都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欧美小镇……所以，在旅游经济发展可能过快，头脑可能过热，权力和金钱可能控制性过强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胸襟和气度。其中，知识或理智的制约力不能忽略。像余秋雨、顾晓鸣、陈逸飞这样的学者和艺术家不能沉默，还需要有更多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的声音。
作家阿城在云南曾感慨道：“现代文明常常会使我们养成一种傲慢，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不屑，又或者反过来，对此前的生活或者生产力方式有一种媚，我觉得都不足取，都难免会盲目。”我深以为然。
在秘境云南的茶马古道，每次踏着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的石板上，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都能体验到中国西南特有的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它自古至今延绵不绝的血脉文化，它包孕了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它产生了那么多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
中国需要书斋里的学者，更需要大批走出书斋的文化实践者。我们日益变化的世界，太需要“学者的民间情怀”和“文化的民间情怀”。为了心灵不再干涸，为了美景不再破坏，为了家园不再是荒原，为了城市不再寂寞，为了文明得以延续，为了更多出行者不再孤旅，人在路上，络绎不绝……
遭遇疑问之后（刘远）(1)
好多得知我是余秋雨学生的人经常会饶有兴致地问一句：“你是不是看了《文化苦旅》才考他的研究生？”但每每在我作了否定的答复后，都会招来几道疑惑的目光。在许多读者眼里，《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的全部，他的学识才能，他的荣誉名声，甚至他坐过的院长宝座，都是由此而来。也自然，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投奔余秋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一个半生不熟的朋友一天委婉地对我说，余老师不去正儿八经地当他的作家，继续他的文化苦旅，怎么老是跑到影视戏剧圈里去掺和？我一时愣了，不知该如何解释，就好像不知该如何解释人为什么非要用两只脚走路而不是像其它动物那样四肢着地。
偶尔，也有明显不怀好意的提问，这些提问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些世俗的眼红和底气不足的贬抑，要不就是重新翻出一些陈年旧事来搅搅浑水。
现在，更多的人又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余秋雨不去著书立说，只看到他在电视里当嘉宾作演讲？
类似的疑问遭遇得多了以后，不由引发出一些感慨来。
照我的理解，作为一本散文集的《文化苦旅》，只是余秋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文化苦旅》写作问世之初，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部分。但偏偏是这可有可无的一部分，给当时的文化界也包括他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后果之一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被读者所普遍接受，而本来的学者身份在作家光环的照耀下被掩盖屏蔽。大众已经习惯于知名作家做不了学问，知名的学者干不来作家的现状，也就很难习惯一名学者竟然可以写出畅销书的事实。因为看了《文化苦旅》去当他的学生，这确实是个能被普遍认可的理由，甚至也是一个能博得喜欢《文化苦旅》读者赞赏的理由。这要比说看了《戏剧理论史稿》，看了《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看了《戏剧审美心理学》，看了《艺术创造工程》等等，才去念他的研究生，更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构想和猜测，因而也更为道德。每每看到别人疑惑的目光，我都要后悔好一阵，觉得不该为了细节的真实执意去扫别人的兴，但我也立即会替自己的悔意找一个解脱的理由：写出几本戏剧论著远要比写一本《文化苦旅》艰难得多，作为他的戏剧理论研究生，我有义务尽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尝试着恢复余秋雨被作家光环屏蔽了的学者身份。
确实，谁都没想到，当时已是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和戏剧理论家的余秋雨，会去写一本《文化苦旅》的散文集，没想到学者的余秋雨会由此让位给作家余秋雨，更没想到《文化苦旅》这样一本业余作者的散文集，会在文学界引发如此翻天覆地的震动，并产生那样持久广泛的影响力。
直到过去了许多年，人们回想起《文化苦旅》的畅销和知名，才发现这本日后轰动一时的散文集，在事先几乎看不出一点儿走红的征兆，与随之而来的其它几本散文集问世时的风光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寒酸。出版之初，既没有众星捧月般的鼓吹，也没有职业书媒们的介绍，更没有谁去恭维几句惯常一本新书降生时必然恭维的“突破了”、“填补了”和“开创了”。直到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大面积的阅读和谈论《文化苦旅》的风气，这才惊动了正统的文学界。那种绕过名宿前辈保送就直接面向读者的“不轨”举止，可能就已经埋伏下总有一天会遭到一些自认颇有文化地位的人们诘难和攻讦的隐患。
余秋雨当年在写作《文化苦旅》时，戏剧圈的朋友熟人并不看好，觉得放着堂堂正正的戏剧理论教授不做，去玩什么文化散文。现在，好多看到余秋雨不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高谈阔论的人，又觉得一个作家上电视去作演讲当嘉宾，和一批电视人混在一起，未免掉价。事情经常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被大众认知为什么角色，就形成一种惯性，以后即使是再合理的转变都会受到排斥。张艺谋当年在从摄影师到导演的角色转换中，不知遭到了多少白眼和讥讽，但现在谁要说张艺谋不是大导演，当年那些翻白眼的一定会率先涨红了脸去找人拼命。相信几年以后，又会有一大批人尾随余秋雨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担当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像当年《文化苦旅》之后冒出大批学者型的文化散文情形一样。有时想来，国人对电视的诸多偏见实在有趣，一方面每天晚上都沉溺在电视里，看得如痴如醉，而另一方面又对电视的品位嗤之以鼻，满脸的不屑。希望电视上点儿文化档次，增加点儿学术含量，但真的名家在里面露脸，又说模仿明星作秀。事实上不管人们钟爱还是厌恶，电视已经是现代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日益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社会推动力，其文化作用有时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书本。我想，余秋雨选择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和实践他的文化主张，其中也包含夥矫娴乃伎肌
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剧变，但中国的文化观念仍然沉溺在门第、行当、出身、来路、等级、地位这一系列的旧框子里。因为余秋雨演讲时板凳摆放的方位“犯了禁忌”，有人相顾失色大呼这还了得，我们看了报道，真不知自己是活在二十几世纪，还是十几世纪。“批余”运动带出了积年的文化沉渣，沉渣显示出文化界阴暗的一面：干事的不多，扯淡的不少；动手经营的不多，磨牙挑刺的不少；创新思想的不多，钻营关系的不少；继承好传统的不多，贩卖假古董的不少；讲真话的不多，吃白饭的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真要干出点儿什么有益文化建设的事，不光要付出心血，还要防范有人在各种体面幌子下一脚踢翻你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