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白色恐怖”席卷全岛(3)
江南著《蒋经国传》中曾这样记载50年代初的台湾：“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进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
“政治肃清”乌云密布(1)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对台湾的左派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白色恐怖”的狂潮下，一个个立志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台湾青年长啸悲歌，在大时代的汹涌浪涛中无声无息地淹没了。依据“政治受难者团体”估计，在1950至1960年的10年间，约有三四千人在“白色恐怖”中殉难，六七千人受到监禁，而且政治迫害的灾难一直持续下来，不仅左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更有不少无辜民众受到波及。
“2·28事件”被国民党援军镇压下去后，台湾的政治气氛顿时为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那些为特务利用、参加治安维持队的天真、热情的学生，首先遭到被杀害的厄运。但是，幸存下来的“台湾学生联盟”的进步学生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据学运领袖之一的吴克清说，因为他们在“2·28事件”中看到中共地下党员的献身和牺牲，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在“白色恐怖”中纷纷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一部分地下党员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事实上，据国民党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地下党员人数，经历了一场“2·28事件”后，反而从70人急增为285人。然而，总的说来，战后台湾的学运在“2·28事件”后，不得不暂时在校里沉寂下来，学运的主要领导人如郭琇琮、吴克泰、陈炳基、叶纪东等人也潜入地下，参与及领导了一场更加艰巨而全新的斗争。1947年，在内地的台湾省公费生组成的“台湾同学会”，利用暑假，组织演讲团，在台湾各地开展巡回演讲，介绍大陆学生运动的情况，传播新的思想。通过这一新的启迪与鼓舞，一度沉寂下来的校园学生运动，又从1948年春天开始逐步高涨起来，到了1949年春天，也因台大和师范学院发生的“四六事件”而达到战后台湾学运的高潮。但是，没过多久，这股向往“红色中国”的左翼势力就被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狂潮淹没了。
“2·28事件”后，台湾社会秩序表面上恢复了平静，实则人心仍然浮动。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经过“四六事件”的打击，校园和社会中的反国民党势力又被瓦解。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中）、蒋经国（左）与蒋纬国（右）1949年3月20日，台大和师院的学生共乘一辆自行车，经过中山路派出所被抓了，那时规定自行车不得载两人，警察要罚款，学生不肯，警察就把学生扣留，并转送第四分局处理。消息很快传到师院和台大，听说同学被警察抓去，要罚款又挨了打，两三百名学生去包围第四分局，要求释放学生。这一波抗议无结果后，两校学生自治会还临时开会决定，翌日发动全校罢课游行示威。
3月21日，台大学生在罗斯福路校本部集合，整队出击，师院学生也整队出发，队伍约千余人。两队会合选出十多名主席团指挥游行，并派人担任纠察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沿途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提高公费”、“警察无权打人”。游行队伍抵达警察总局的大门口，静坐抗议，由主席团代表学生向局长提出五项要求，局长口头应允，以免事情扩大。这次游行请愿和平落幕，学生各自解散回校。
3月29日青年节，台北市大、中学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学生联盟”，决定以“结束内战，和平救国”、“反饥饿反迫害”等诉求，于当夜在台大法学院操场举行“青年晚会”。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动用党政军警特力量，对校园内的学运活跃分子严密监视。4月，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自南京抵台，下令清查学生运动主谋分子，准备抓人。4月5日，“警总”提供一份黑名单，要拘捕台大21名、师院7名领导学运的学生。
4月6日半夜，“警总”决定拘捕黑名单上的学生，同时发动宪警部队，团团包围师范学院，宪警派人向学生表示，只要交出名单上的人即可，与其他学生无关。但学生坚拒警方要求，关闭宿舍大门，一遍遍地高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勇敢地飞向天空”等歌曲，并向宪兵们喊话，要他们“赶快回去，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不要做国民党的帮凶，不要做别人的走狗”，但宪兵们毫无反应。天亮后，宪警决定攻坚，逐渐缩小包围圈。师院的学生都跑到楼上，并以桌椅堵住楼梯口。黎明时分，宪警攻入宿舍二楼，学生抵挡不住，四处逃命，但被宪警逐一抓起来，大概有两百多人统统押上大卡车送到第6部队营区。事后许多学生遭到逮捕、被判入狱，甚至丧失生命。
“4·6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校园自此也全面进入“白色恐怖”时代，军训教官进入校园，情治人员渗透学校，学校师生的言论更受到政府的钳制，学生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经历了一场“2·28事件”后，绝大部分的台湾青年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他们苦苦地思索着台湾往何处去？事实上，大部分进步的台湾青年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白色祖国”绝望了，他们后来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里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琇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以极大的热忱，研读巴金、茅盾、老舍、鲁迅等30年代的作品。
“政治肃清”乌云密布(2)
1949年9月，以基隆中学师生逮捕事件为序幕，针对所谓的“匪谍”或“潜存的反政府组织”，国民党情治系统在全省各地同时展开了秘密逮捕行动。郭琇琮、王耀勋等左派领袖人物突然在家里被秘密逮捕。1950年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医师、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和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同时被捕。这就是有名的“台大医院案”。4位医师从台大医院被押送到保密局以后，首先是填写各自的基本资料，然后就把衣服、皮带、鞋子脱下，交给卫兵检查。结果，卫兵竟然从苏友鹏西装外套的口袋，搜出一本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本《狂人日记》则成为“叛乱罪”的惟一物证！
1950年9月7日，军法处裁定许强与郭琇琮、吴思汉、王耀勋等10名同案“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谢桂林医师等4人也以其他罪名被处死刑。11月29日的《中央日报》刊载了“潜台匪谍14名昨晨被执行枪决”的新闻。
许强等人被执行枪决以后，苏友鹏跟其他同案幸存者也被判决了。苏友鹏因为“1949年10月参加叛乱组织”，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苏友鹏后来回忆说：“优秀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日本统治台湾50年，殖民地台湾才出现几个像许强老师、郭琇琮和吴思汉等那么优秀的人才。可是光复才5年，一场白色恐怖的政治风暴就轻易把他们扑杀了。真是可惜啊！”
上世纪90年代初，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终于站出来现身说法，公布了一本过去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这份文件成为迄今有关50年代台湾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统的官方记录，包括时间、案情、综合检讨以及主要涉案人员名单和处置方式。其中抓人最多的两个案件是“匪台湾省工委蔡孝乾叛乱案”和“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中许多是以上两个案件的延伸。
关于陈福星事件，相关记录如下：“1950年5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1950年4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1950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并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重整后的省委组织，在特务机关的打击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但在一些叛徒的告密下，党组织基地暴露。许多重要领导人被捕，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一些人被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
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