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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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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书籍名:《陈独秀风雨人生》    作者:朱洪


                                    汪孟邹也高兴,给胡适写信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春日载阳

            1916年初春的一日,阳光明媚,东风送暖,东京郊外高田村一间简陋民房“月印精舍”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李大钊满怀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结尾,李大钊纵笔放歌,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浩然正气所触动。“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此时他才体会到章士钊评价李大钊的话恰如其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9月复刊吧,《青年杂志》到9月正好一周年。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陈独秀对来访的汪孟邹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汪孟邹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陈独秀点头说:“他们补习法语,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去年夏天,陈独秀带信到安庆,叫在全皖中学读书的延年带弟弟乔年到上海。这时,家中还有女儿玉莹及小儿子松年,生活来源主要靠昔凡留下来的一点店面、田产租金。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弟兄俩便搬出来独居,自闯人生。

            听到讲延年、乔年,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没有的事,延年、乔年人小志气高,现在学了法文,将来可去法国留学,是件好事,是件好事。”汪孟邹安慰高君曼说。

            高君曼不忍心,几次在陈独秀面前嘀咕:“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再说,人家怎么说我呀?”陈独秀不耐烦地说:“让他们吃点苦,没有错。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他决定和汪孟邹去北京集资招股。

            8月21日,胡适翻看去年的1卷3号《青年》杂志,见陈独秀称赞谢无量长律为“希世之音”,称为“子云、相如而后,仅为斯篇”,觉得陈独秀也太夸张其词了。

            陈独秀提出废除古典主义,而谢无量长律少说也有100处用古典套语。而且用得不当!不对!不工!不过押韵罢了,在长律中只能算得上下品。不要说子云、相如,就是元白柳刘,又哪里能比呢?他在给陈独秀的信里,谈到了最近思考的文学革命八事。文学革命必须要8个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8个条件,也是自己以前提到的文言文三大病的补充。在美国的朋友反对自己的活文学的实验,胡适希望在国内找到支持者。

            信发出不久,胡适收到陈独秀8月13日的来信,可谓心有灵犀,去信和来信在路上撞车了。自己信中的几个问题,陈独秀都提到了:《决斗》译文将在《青年》杂志2卷1号刊出,他要自己利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短篇名著如《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号出版。康有为9月20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陈独秀则主张学习西洋文明,“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陈独秀没有意识到,他已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进军号角。

            另一件使陈独秀得意的事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大洋彼岸胡适几个月前寄来的信,尽管这位未见面的朋友,对他在1卷3号谢无量长诗前写的按语不以为然,字里行间流露了不屑一顾诸子的神气。陈独秀和谢1904年就在一起办《国民日日报》,胡适当然不知道这层关系。但胡适在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眼光敏锐,令陈独秀嗟哦半日。胡适在信中称赞陈独秀“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急”,这几句话,更使陈独秀心里乐悠悠的。细读胡适的八不主义,除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陈独秀感到不甚理解外,其余几条,陈独秀视之为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胡适的名字由此风靡学界,这也是陈独秀、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10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希望他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一期《新青年》刊出胡适小说译作《决斗》,但校对失误不少。陈独秀说:“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

            11月28日,陈独秀和汪孟邹住进北京前门中西旅馆64号。一天,陈独秀在琉璃厂附近遇到在北大教书的沈尹默(沈君默),两人喜出望外。分手后,沈尹默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前推荐陈独秀,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汤尔和早就认识陈独秀,光绪廿八年冬,他们在日本一起发起成立了“青年会”。

            事后,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蔡元培翻了翻沈尹默留给汤尔和的《新青年》,说:“陈仲甫,知道。日俄战争时,我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申叔告诉我,陈仲甫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黄振玉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新青年》。翻了翻《新青年》,蔡元培决定聘陈独秀。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门看戏,回来迟了,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陈独秀满面笑容,急忙将蔡元培引入室内。蔡元培50岁,和十几年前在上海组织暗杀团相比,明显老多了。但乌黑的分头,精巧的金丝眼镜,浅浅的山羊胡子,除了保留了当年朴实敦厚之外,又增添了学者深邃智慧的风度。

            谈了一会分别后的情形,蔡元培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见到我,也提到此事。从前我在安徽公学、安徽师范学校任教,却没有到名牌校园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仲甫客气。我想请你任文科学长,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蔡元培目视了一下桌上的《新青年》说。

            陈独秀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蔡元培劝道:“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陈独秀不好推辞了。能到名牌大学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对陈独秀也有吸引力。

            听说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陈独秀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是个哲学博士,此翁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见陈独秀提胡适,在一旁的汪孟邹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蔡元培沉吟了一下,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听得出,蔡元培还是希望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时也聘胡适。

            陈独秀点头说:“我一回上海,就给他去信。”蔡元培说:“我这头近日就给教育部呈文,相信不日就能批下呈文,莫让我在北京久盼。”现任教育部长范源濂当年是蔡元培的部下。民国元年,蔡元培任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次长。陈独秀说:“我对文科学长之任,决而未下,能否胜任,实在是个问号,能否试行3个月,那时再作决定?”“仲甫过虑,就依你的主意,该行了吧。”陈独秀不好再说什么了。

            蔡元培因为要去中央公园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会议,告辞了。送走蔡元培,汪孟邹问:“真的来?”“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再说,我在北京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陈独秀情绪亢奋,眉飞色舞地安慰汪孟邹。“孑民把适之也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那也是。”提到蔡元培聘胡适,汪孟邹露出了笑脸。“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