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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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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书籍名:《陈独秀风雨人生》    作者:朱洪


                                    3月,国会议员张之奇提出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提案,未被通过。

            陈独秀说:“这是叫议员做他的留声机器。”  4月1日,蔡元培在《神州日报》发表了他的《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信上说:“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课无涉,亦不干预。”

            这个插曲未能阻止调整陈独秀。4月8日,清明后的第三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鲁迅的老乡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三天后,由北而南行的陈独秀遇到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陈独秀脸色铁青,怒目而视,汤尔和见不是滋味,匆匆低头而过。

            鲁迅也很关注这场撤换陈独秀的冲突,4月19日,他给回家乡的周作人写信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他对外国记者报道北大这场争战很感诧异。

            4月20日,胡适翻着《每周评论》18号刊登的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大吃一惊:“仲甫越来越左倾了。”上次见陈独秀写《贫民的哭声》这样纯苏俄式的文章,胡适心里就不是滋味。陈独秀写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胡适记得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那时他看了这样的文字,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没想到短短数月,仲甫变了。除了汤尔和等人唆使蔡元培免去陈独秀的职务原因外,就是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发生的直接影响了。

            李大钊担心胡适的态度影响《新青年》内部的团结,写信说:“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文理科合并后,陈独秀一时失落,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每周评论》上便有陈独秀的文章十几篇,为各地激进社团报刊大量转载。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日子一天天不好过了。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北京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赵尔康等3000多人上街游行。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时,紧闭的铁门内架有机关枪,走在前面的李大钊突然跑出队伍冲了上去,赵尔康等人一看不妙,紧紧地把他拖住。军警逮捕30多人。

            这天,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过了几天,到上海接杜威夫妇的胡适收到陈独秀来信。陈独秀说,30多人中有江绍原等22名学生。“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5月15日,李大钊将《新青年》6卷5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鲁迅不太留意李大钊的文章,但自信和他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伙伴。在写《“来了”》和《“圣武”》时,鲁迅赞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也不怕胡适不高兴,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同期发表了鲁迅写的小说《药》,看了鲁迅的小说,陈独秀说:“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次日是星期一,这天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上班就商量,群众运动正澎湃向前发展,被捕的学生已陆续放出,陆、章、曹免职已不成问题,大家日益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现在要趁热打铁,再烧一把火,把斗争引向深入。讨论了半天,他们决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最后最低的5点要求,倘政府不接受,“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时,一张大网正向陈独秀张开。北京各警察区署接到京师警察厅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陈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18号设立印刷机关妨碍治安。但警察只知陈独秀住在中一区界内,不知陈独秀确切地址。

            6月11日午饭后,陈独秀匆匆忙忙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昨天,陈独秀等人在中央公园等处散发传单。北京政府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的人。

            陈独秀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他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口袋里蓝公武给他的信也没有拿下。外形似弓弩一样展开的四层高大主建筑的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影憧憧,小摊小贩的叫卖声,人潮如涌的嘈杂声浑成一片。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在游乐场吃茶聊天。胡适还是去年春天来这里玩的,街上熙熙攘攘,路面还留着昨天下雨的痕迹。正在说话,陈独秀突然从他的上衣怀里取出一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来向周围散发,茶房里一阵骚乱。胡适吃了一惊,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忙朝高一涵看了一眼。陈独秀使了一个眼色,说:“我一人留下。

            ”他一个人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高一涵和胡适便先离开游乐场。

            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缉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头一天,他们接到侦查传单的任务。约中午两点,一个叫朱霞的巡警神色慌张地找到巡官刘永德、邓海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刚捡到的传单。

            在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两名巡官发现陈独秀形迹可疑,一边一个扭住陈独秀左膀右臂。“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抓人。”陈独秀大吼大叫。一名巡官从陈独秀身上搜出一筒传单和一封蓝公武给陈独秀的信。陈独秀不再叫了。几个人见抓到了陈独秀,警官与侦缉队洪分队长发生了争执。警官人多,强行将陈独秀押往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解宪厅。

            审讯时,陈独秀说:“我是北大文科学长,蔡校长走后,我也请假回安徽,昨天才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上捡到一筒传单,看到三分之二处,大意还没有看明,就被你们抓来了。”“传单从哪里来的?”巡官一再讯问,陈独秀总是回答:“因为是捡来的,确实不知传单来历。”

            晚上12时许,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围了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氏住宅。两扇对开的破旧的窄木门被震得摇摇晃晃,门前一对矮小的石狮无奈地呲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大事了。

            陈独秀案之大疑团

            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6个人官职,其中有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所以王怀庆坚持主张将陈独秀按军法处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汀是安徽合肥人,他要将陈独秀按警律处理。双方争执不下,告到总统徐世昌那儿,徐世昌决定送法庭判决。徐世昌迫于形势,1919年6月10日免去曹、陆、章职务,6月11日提出辞职。抓住陈独秀后,徐世昌又收回辞意,只是换了内阁总理,由龚心湛接替钱能训。

            第二天,胡适听说陈独秀被捕,十分担心。陈独秀平时为人倨傲,加上“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他,正好抓住了借口,把他捉将官里去了。半夜,一家报社来电话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胡适一时睡不着,写了一首《威权》小诗:“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胡适希望北洋政府早日垮台。这以后,胡适天天都接到关于陈独秀的消息。余斐山来信说:“闻独秀先生被捕,甚为骇异!”南通的张孝若来信提醒胡适:“陈独秀被逮,文字狱之先声也。”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在第二三版用几行字小心翼翼地刊出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上海的《民国日报》则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北方的报纸遮遮掩掩,南方的报纸摆出替天行道的架式,趁机给北方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大造营救陈独秀的舆论,罗家伦、黄昆仑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李大钊和高一涵分别给章士钊拍电报,请他出面和龚代总理斡旋。与此同时,旧势力希望重罚陈独秀,京师总商会申明《北京市民宣言》是假借市民名义。《神州日报》说“营救能否有效,殊难预卜也”。不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披露陈独秀已释放的谣传,同时披露了邮局克扣李大钊致章士钊电文事。一时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6月23日,设在上海的安徽协会潘赞化等4人给李辛白和胡适来了一封信,胡适没想到为营救仲甫还闹出一大堆事来。章行严致电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后,王克敏回电说,陈独秀已放出,警察厅已派人到陈独秀家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