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汪孟邹写道：陈独秀“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
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
当时广州陷落，胡适正忙于争取美经济援助，没有回汪孟邹的信。
好在陈独秀对去美国教书兴趣不大，他觉得血压太高，飞机不能坐，美国有钱也去不了。
方孝远家楼上太热，陈独秀搬到了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楼下，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大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挥毫作书赠人。
天热，陈独秀和潘兰珍喜欢坐在楼外树荫下纳凉，老远就能看到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
陈松年和安徽同乡在重庆筹办国立九中，不久，陈松年一家、祖母随该校搬到江津。
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二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
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青岛山东大学的好友邓仲纯。
见到台静农，邓仲纯大嚷：“静农到了。
原来，陈独秀、台静农的父亲等都在他家。
这是台静农第一次见陈独秀。
坐了一会，陈独秀对台静农说：“我同你去看柏先生去。
柏文蔚留着长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
白沙黑石山的聚奎中学正巧举行成立60周年的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70岁的大寿庆典。
邓蟾秋是邓仲纯的哥哥，在江津农工银行任总经理。
邓蟾秋对陈独秀说：“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
台静农父子也希望陈独秀去白沙镇玩，那里有国民党不少机关。
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走3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已在岸上等陈独秀。
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是租住邓燮康的。
晚饭后，陈独秀和他们父子聊天。
台静农问他：“听说先生过去喜欢背诵杜诗，那作的诗一定不少？”
陈独秀听了，笑吟吟的，接过台静农准备好的纸笔，写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诗。
次日早晨，台静农准备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在4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
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台静农十分惊异。
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副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
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集的。
台静农很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
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丈”，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大3岁。
台静农想，这大约是老一辈的风范吧！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
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脚穿布鞋，和周光年并行到校礼堂。
这是校董邓鹤丹1929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台大剧院。
邓蟾秋捐献了一万多银圆，所以门扁上有“鹤年堂”3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看了看，说：“写得好。
礼堂占地1000平方米，可容纳1400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师生见陈先生来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
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
走路很慢，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白沙镇小住(2)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胡宗南、戴笠来访(1)
1938年深秋，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见陈独秀。
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
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毛泽东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交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初，嗣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在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中，谢氏终于在3月22日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为嗣母办了后事。
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
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
办完祖母的丧事，陈独秀对陈松年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要把祖母的棺木带回去。
这时，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
潘兰珍不得不大声和他说话。
陈独秀常坐在椅子上养神，打算静下来写一部书稿，不得不暂时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