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闻冲击波(1)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要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２０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１９８５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２０００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缴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本报记者江雪
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肉中下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买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不出好价钱，大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二元五，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大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