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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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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孩提时代(1)

书籍名:《屠夫看世界》    作者:陆步轩


                                    社会的历史,人的历史,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厚重。

        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单位效益不佳,不久倒闭,为生计所迫,一直在社会上闯荡,一眨眼间,十几年光景,就这样翻过去了。这些年来,尽管我混生活的县城韦曲,距离我的老家——鸣犊镇高寨村,只不过咫尺之遥,坐上中巴,或骑上摩托,三四十分钟车程也就到了。然而,混得不如人,蓬头垢面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平时很少回家。可怜家中老父,枯坐家中,常盼儿归,到头来,却辜负了生儿、育儿、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

        我开店之初,总想躲着熟人,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如同雪地里不能埋人一样,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久走夜路,必有撞见鬼的那一天。末了,终于让乡党看见了,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在村子里奔走相告:

        “我看见北大学生了,混的没法子,杀猪卖肉了!”

        此话终于传进老父的耳朵里,老父再也坐不住了,蹒跚着两条腿,兀自找上门来。然而,父子相对,默默吸烟,说不尽的凄惶。

        世间许多事,在旁观者眼里,充满了曲折离奇,绮丽无比,倘若写书或讲故事,自有引人入胜的所在。然而置身其中,尝尝个中滋味,其酸楚与艰辛,不足以与外人道哉。

        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东部旱塬的一个半坡半塬的村子里。旧时祖上有几亩薄田,农忙时节雇佣帮工,带有“剥削”性质,“社教”时被划成上中农成分,属于帮助、教育、团结的对象,根不红苗不正,与贫下中农不可同日而语也。

        我们第二生产队人均一亩田,沟沟坎坎,坡地多,平原少,缺乏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收成的好坏全凭老天爷的恩赐,在全村十个生产队中是最穷的一个。

        通常,童年的记忆是幸福美好、无忧无虑的,而童年留给我的却是贫穷、饥饿与灾难,几乎没有什么欢乐与幸福可言。

        高家寨,自然以高姓为主,其次是“郭”、“李”、“方”等,“陆”只是小姓,区区十多户人家。听老人讲,因闹兵荒,三代前从城北迁徙,逃难到这个背风向阳的小寨,拖儿带女的,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了下来。那时候,人少地多,遍地荒芜,开几亩坡地,就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竟成了部族。

        人老几辈都打牛的后半截子,祖宗缺少识文断字、耍笔杆子的,自然也没有族谱记载。从我记事起,只知道祖父辈为“恒”,父辈为“福”,我辈则从“步”,到了下辈,崇尚单字,便乱了方寸,再无“字辈”可循了。

        那年下大雪,大跃进年代的“食堂化”撂了摊子,人们还没有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嘴角还残留着草根、树皮、观音土的苦涩味儿,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上,开始食人间烟火。

        我为老二,前面有一个姐姐,大我三岁。此后八年,父母再无动静,我便是家里的老幺,常常得到大人们的偏吃另待,并未受多少委屈。

        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别人的妈妈使劲地“捞”小孩,幼小孤独的我,热切盼望母亲的身子快点“笨”起来,也给我捞个小弟弟。到了1972年,二弟出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次年三弟又降临。农村的习俗“偏大的,向碎的,中间夹个受罪的”。我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陡然间从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跌落到肩负照看两个弟弟的重责,这下子,重任在肩,悔之晚矣。

        1973年冬季的一天,爷爷抱病在床,父母出工挣工分,姐姐上学未归,奶奶生火做饭,我抱着小弟,坐在门墩上卖眼儿,二弟在一旁玩耍。不知几时,二弟趁奶奶不注意,从灶膛里引来火种,在院中玩火取乐。童心未泯的我看着稀奇,不觉之间也凑上前去,与二弟疯玩在一起,怀中小弟亦被逗得“咯咯”直乐。不料,一粒火星散落在小弟的肩上,我自浑然不知。待奶奶听到小弟凄厉的哭声,颠着一双小脚从屋里赶出来时,小弟的肩头已经浓烟弥漫了。急忙脱衣、灭火,小弟的身上已然落下铜钱大小的伤疤。父母归来,我自然免不了一顿责打。

        说来奇怪,同样的地,公社化时,人们思想觉悟高,干劲也大,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人争气,可地却偏偏不争气,就是不打粮食。那时候粮食紧,早晨苞谷糁子就浆水菜,中午玉米糊糊下面条,晚上没饭,一天不见干粮的面,两顿权当三餐。时常前心贴住后背,肠胃造反作酸,偶尔打熬不过,清水炖些萝卜,撒上一把咸盐,每人盛上半碗,剩下的第二天就饭,如此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好久未见白米细面,借用梁山好汉鲁智深的话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一次,难得家里打牙祭,擀上半案板白面,切成细细的短条,用铁勺倒少许菜油,放入锅膛里,待油热透,切细葱两根,“哧啦”一声,香气四溢。我虽年幼胳膊细,却能端得起大老碗,早早就占了大碗,先舀多半碗,快速搅动,“稀溜溜”地喝下,然后再满满地盛上一大碗,慢慢地享用。父亲端了一碗,夸富似的去了“老碗会”,回来再舀时,却成了少许清汤。

        社会主义新农村,冬战“三九”,夏战“三伏”,出大力,流大汗,要“三年实现大寨县”。社员们一颗红心跟党走,先交爱国粮,后交战备粮,到了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过紧日子。每年秋后,村上的人都要拉着架子车,推着手推车,辗转几百里,到渭河以北的泾阳一带,以细易粗。不是农民喜食杂粮,实是腹中空虚,只能如此,才能下几把野菜,勉强糊口,混到第二年初夏大麦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