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后继有人(2)
“哪有如此机缘，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听罢，我心里嘀咕，昨日刚刚走出围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感受单身汉的快乐，今日又想进去，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猴急猴急的，传将出去，岂不授人以柄，惹人笑话。
还真凑巧，孙师傅是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的模具工，我前任老丈人的同事。孙师傅跟我干装修活路还是前任丈人的引见。权且听孙师傅一言，一来不辜负他的一番美意，二来有孙师傅作证，我并非薄情寡义之人，外面找到了相好，竟闹起了离婚，以免造成误解——毕竟一见钟情的爱情在言情小说之中俯拾皆是，而在现实生活中寥若晨星。
她是韦曲四大恶人之首“东邪”的表妹，一位朴实而端庄的农村姑娘。初中毕业，不甘于关中农村传统的生活模式，年龄很小就外出打工。现代都市多姿多彩的生活与闭塞落后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高不成，低不就，以至于二十八岁，依然待字闺中，而二十四岁的妹妹紧随其后，眼看就要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成为老大难问题。
依照农村的习俗，妹妹不能先于姐姐出嫁，否则乡党们会笑话“大麦还没黄，小麦倒黄了？”她挡在妹妹的前面，承受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事后我故意逗她：
“大麦要是瞎了，小麦还不收了？”
她给我一巴掌，手扬得老高，落在身上却不疼。幸亏没让女儿看见，否则她会用“打情骂俏”来逗老爹、老娘。女儿七岁，上小学二年级，正在背《成语小词典》，喜欢活学活用。
我把此归结为前世因缘，机缘巧合。她很普通，是“老大难”，我很潦倒，是“二锅头”，我们天设地造，互不嫌弃，况且大树底下好乘凉，如今社会，人们欺软怕硬，攀上“东邪”的高枝，以后再也不用为讨债要账而发熬煎了。
我们老大不小，也小青年似的赶一次时髦，参加“集体婚礼”——婚礼与其妹妹、妹夫同时举行。经过几年的穷折腾，我除了一屁股三角债务，已经没有任何积蓄了。我是过来人，已经无所谓了，她可是大姑娘上轿——第一遭，为了掩人耳目，不至于过于寒酸，她用自己的私房钱购置了“三金”。有人说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是男人为了套住女人而埋设的灿烂的圈套，像孙猴子额上的紧箍咒，我穷光蛋一个，英雄气短，没有那么多穷讲究。我请人将旧家具重新刷过一道油漆；好在电视机太小，功能又少，前妻看不上，没有搬走；重新买了一台电冰箱，一台录像机便算齐备了。至于家庭影院、组合音响，我俩都是音乐盲，欣赏不了高雅音乐，对嗲声嗲气的流行歌曲又提不起兴趣，倒节省了好几千元资金。婚礼简朴而隆重，婚后温馨而甜蜜，恰应了《芙蓉镇》里的一副对联：
一套旧家具
两个新夫妻
激情过后，日子渐渐趋于平常，为了调剂生活，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我们觉得该有个孩子了，这时，女儿也不失时机地来到母亲的腹中。
对于孕育新生命，我们忐忑不安，喜忧参半。喜的是年届三十，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产生了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感觉；忧的是我烟酒不忌，暴食暴饮，生活极无规律，胎儿的发育是否正常？十月怀胎的旅途能否一帆风顺？一个小生灵将要与我们同忧、同喜、同悲，休戚与共了。是男是女？是美是丑？而这一切都在未知之中，未来的几个月注定了要在惶恐不安之中度过了。
我从未当过科长、处长、局长，不知道为官的滋味，为了过把官瘾，结婚以来，我牢牢地抓住家政大权不放。在家里，我是家长，绝对的权威，家里的事我说了算。她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即使打麻将，她也会拉把椅子，拿上毛衣，坐在后面静静地看，不能胡言乱语。无论输赢，端茶递水，添衣送饭，没有半句怨言。
可妊娠三月，反应强烈。头昏眼花，恶心呕吐，她一天一天不太进食，脾气也变得古里古怪起来，以往温顺贤淑的她，早上起床就开始不停地唠叨：
“要添丁纳口啦，这样下去，怎么养活得过……”
我谨遵医嘱，克勤克俭，尽量努力工作，少惹妻子生气，但孕中的妻子性情与平时大异，稍微分辩几句，她就得理不饶人，中东局势似的，唠叨立即升级为争吵，为了避免爆发战争，我惹不起躲着走，就只好东躲西藏。
一个星期天，单位都放假，连值班的人都没有来。失去了牌局，我实在无处可藏，她又开始唠叨。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悄悄地找了两只棉球，将耳朵偷偷地严严实实堵住，装聋作哑，顿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耳边听不见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脑际一片空明，神清气爽，这才仔细观察，意外地发现妻子拖着日益粗笨的身子，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承担了许多家务，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以前光听她唠叨了，竟没有注意到她一天也干了不少活，也不容易，挺辛苦的。堵住耳朵，听不到她的指责，就无从辩解，不辩解就是默认，等于承认了错误，就有改正的希望。这是作为一家之长从未有过的屈服，她很得意，以为自己当了家长的家长，这样矛盾化解了，自然吵不起来，如此多日。
忽然有一天，我忘记了堵耳朵，竟意外地发现妻子没有以前那么爱唠叨了，又恢复了最初的温柔贤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