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对他们而言，反抗就是骚乱，讲理就是蓄意不从，法院就是战时委员会，法官就是受命的土兵，被告就是敌人，审案子就是上前线。
这不是凭空想像的夸张。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了欧洲几乎到处都在实行军事审判吗？这种审判的首要原则就是省略程序，仿佛对程序的任何省略都不是最令人厌恶的诡辩：如果程序是多余的，所有的法庭都应该取消它；但是如果程序是必要的，所有的法庭都应该尊重它；而且毫无疑问，指控越严重，细心审查就越重要。难道我们不是一再看到法官中坐着这样一些人吗？他们的衣着已说出了他们有所效忠，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是一名独立的法官。
如果我们的后代还有人类尊严的感情，他们可能不会相信，曾几何时，人们的不朽功绩确实辉煌，但他们在军帷中长大，对平民生活全然不知，却在审问他们无力理解的被告，给他们无权判决的公民定罪，而且不准上诉。确实，我们的子孙除非成了最卑鄙下流之辈，否则他们不会相信，议员、作家以及其他被控犯有政治罪的人，是被传唤到了军事法庭之中，设立这些法庭就是让它们充当言论和思想的法官，它们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显示出盲目的勇气和愚昧的服从。他们也不会相信，凯旋归来的武士们，头上的桂冠尚未枯萎，就会被迫接受可怕的任务，转而去充当追捕和屠杀同胞的刽子手，这些同胞的名字和他们的罪名一样，武士们全然不知。不！——我们的后代会喊道——我们胜利，我们的凯旋盛典，绝不该付出这样的代价！不，这不是习惯于重返故乡并向祖国致敬的法兰西战士！
当然，错误不在他们。我曾无数次听到他们抱怨自己不幸的顺从。我乐意重复一遍，他们的德行远远超出了人类本性容许我们所能期望的程度，经受住了曾经试图腐蚀他们的战争体制和政府行为的影响。有罪的只是这个政府，而我们军队的功绩，就在于他们竭力避免犯下所有那些罪行。
7．塑造此种好战精神所带来的后患
在政府强迫下接受此种好战精神的国民，最终将会做出可悲的反应，他们将会迫使政府坚持那种它倾心组建的体制。
一支为胜利而自豪并习惯于掠夺的庞大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操纵的工具。我们所谈论的不仅仅是它对那些拥有平民政体的民族所构成的危险。历史上此类范例比比皆是，毋需赘述。
一个经过六百年胜利的辉煌，周围环绕着二十多代英雄竖起的自由纪念碑的共和国，如今它的士兵却按照恺撒的号令进军，踏着辛辛那提和卡米利的废墟，去亵渎他们前辈的坟墓，去奴役不朽的城市。曾几何时，英国军团和克伦威尔一起向一个国会发难——因为他们想给它套上枷锁，它坚决不从，他们想把它变成玩偶，它坚决抵制——直到既篡夺了王位、又窃取了共和国，暴露出伪善的嘴脸。
但是，专制政府也同样害怕这支总是令人胆颤心惊的力量。如果这支力量以它领袖的名义同外国人和自己的人民对抗时表现得令人畏惧，那么它也随时有可能对它的主子形成一种威胁。这就像野蛮民族进攻敌人时放在军前打头阵的那些可怕的野兽，一旦受到惊吓或被激怒后，便会突然掉转身子，不再识别它们主人的声音，把指望靠它们助攻得胜的那支军队冲得七零八落。
因此，必须让那支军队不停地运转，不能让它安于可怕的无所事事；必须让军队远赴他乡；必须为军队找到与之战斗的敌人。战争体制，即使目前没有战争，也在孕育着未来战争的种子。踏上那条道路的统治者，在他自己召唤来的命运的驱使下，便再也不会转向和平了。
8．征服成性的政府对国民大众的影响
我相信，我已经阐明，一个醉心于侵略精神和征服精神的政府，必定要腐蚀一部分国民，以保证他们为它的事业积极效力。我还要说的是，它在腐蚀这部分选定的国民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其他国民产生作用，要求他们被动服从和做出牺牲，以这样的方式干扰他们的理性，扭曲他们的判断能力，破坏他们的所有思想。
如果一个民族天生好战，用不着统治当局的诱骗，它也会投身战争。只要阿提拉向他的匈奴人指出世界上哪个部分需要他们进攻，他们就会扑向那里，因为阿提拉是他们自身冲动的工具和代表。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既然战争不能给民族带来好处，只是贫困和苦难的根源，那么对征服体制的辩护就只能立足于诡辩和欺诈。
甚至当一个政府纵情于它的宏伟规划的时候，它也几乎不敢告诉它的国民：“让我们为征服世界而进军！”恐怕它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并不希望征服世界。”
它会换个说法，大谈民族的独立、民族的荣誉、边界的完整、商业的利益、防患于未然，等等。还有什么？伪善和非正义的词汇是取之不尽的。
它会大谈民族独立，好像一个民族的独立会因为其他民族的独立而处在危险之中。
它会大谈民族荣誉，好像一个民族的荣誉会因为其他民族保持了自己的荣誉而受伤害。
它会坚持边界完整的必要性，好像这种说法一旦被人接受，不会使整个世界的安宁和公道荡然无存一样。各国政府总是希望向外去完整他们的边界。没听说哪个政府牺牲过一块自己的领土，去让其他政府把领土完整得更合乎几何规则。边界的完整是一个自掘坟墓的系统，它的各项要素相互矛盾，它的实现仅仅有助于最强者的非法占有，因为最强者靠的就是对最弱者的掠夺。
这个政府还会以商业的利益为托辞，好像它为商业尽责就要夺走一个民族最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让最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离开农业、制造业、工业，在各国之间设置浸透鲜血的屏障。商业的基础是各民族之间的良好理解，只能靠公平来维持；它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它在和平中繁荣。然而，据说为了商业利益，一个政府就应该让战火连绵，就应该把它的人民的脑子里塞满了仇恨，应该从非正义向非正义连续进军，应该每一天都用暴力来降低自己的信誉，应该拒绝忍受任何公平交易！
在防患于未然的借口下，这个政府会攻击它最和平的邻居和最恭顺的盟国，栽赃说他们心怀敌意，好像参与了有预谋的侵略。假如它所诬陷的不幸目标轻易地屈服了，它就会得意洋洋地趁机先把它们攫取过来。假如它们有时间和力量进行抵抗，它就会大叫：“你看，他们果真想要战争，因为他们正在自卫！”
不应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特别刚愎自用所产生的偶然结果。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立场的必然结局。当今任何想要进行扩张性征服的政权，都将因为这一系列虚妄的借口和无耻的谎言而受到谴责。它的确是有罪的，我们不应对它的罪行轻描淡写。但这种罪行并不在于所使用的手段，而在于蓄意采用这种手段的立场。
政权将不得不对它的臣民大众的理智施加影响，就像以同样方式对军事部门的道德品质施加影响一样。它将会尽力消除前者头脑中的所有逻辑，就像它会努力窒息后者心灵中的所有人性一样。所有的词汇将失去它们的意义。“温和”将预示着暴力；“正义”将表现为邪恶。国际法将成为掠夺和野蛮的法典。经过几个世纪的启蒙过程，像确立了人际关系一样确立了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所有那些概念，将会再次遭到践踏。人类将会倒退到我们视为历史耻辱的蛮荒时代。只有伪善还能使两者有所区别，但伪善将会表明更具腐蚀力，因为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它。谎言不仅在权力用来迷惑和欺骗人民的时候是有害的：就是在它们一点也没有骗过他们的时候，它们同样是有害的。
怀疑主人口是心非和背信弃义的臣民，他们自己也会养成类似的口是心非和背信弃义。一个人如果听说统治他的领袖被称为大政治家是因为他发表的每一行字都是谎言，他就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大政治家。真理在他看来是蠢话，欺诈则是技能的标志。以前他撒谎只是出于自私，现在他则不顾自私和自爱而撒谎。他会变得诡计多端却又愚不可及。假如这种传染病征服了一个天生喜欢模仿的民族，其中每个人首先担心的是有可能被人愚弄，那么个人道德被大众的普遍堕落所湮没还会费时很久吗？
9．骗术必拥需要高压手段的支持
不过，如果还有零星的理智在继续漂浮，这证明了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罪恶。
花言巧语留下的破绽将不得不靠强制去弥补。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谁也无法证明对他有用的远征而履行抛洒鲜血的义务，当局不得不去收买一批贪婪之徒以瓦解普遍的反抗。我们会看到间谍和密探受到鼓励和奖赏，他们是制造人为责任与罪行的永恒的暴力资源。我们会看到，为所欲为的打手如猛犬一般，从城市到乡村，追捕那些从道德与人性角度来说都是清白无辜的逃亡者。我们会看到，一大批人已习惯于践踏法律，随时准备犯罪；另一批人则因为专靠同伴的不幸为生而臭名远扬。我们看到父亲因为孩子的过错而受罚；使孩子的利益脱离父亲的利益；家庭面临的惟一抉择是，要么是为反抗而同心同德，要么因告密而各奔东西；父爱变成了阴谋；子女的温情被当作煽动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