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从这个角度来看，威廉三世的例子非但不会反对我的论点，恰恰相反，它非常有利于我的论点。因为他的出现不是僭主政治，不能证明僭主政治在今天仍有可能。在他治下的英国安享幸福与自由，决不意味着僭主政治也有益处。最后，他的长治久安丝毫不能证明僭主政治也会长治久安。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著 刘满译
附录：英译者序
人难以置信的是，本书竟是邦雅曼·贡斯当政治论文选的第一个英译本——确实是他的作品中除小说《阿道尔夫》之外的第一个英译本。令人奇怪的不仅在于贡斯当是被盎格鲁撒克逊的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奠基者之著名圣殿所接纳的少数大陆思想家之一。更为令人奇怪的原因是，贡斯当本人是在苏格兰受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英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对英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的朋友斯塔尔夫人在她写的小说《高丽娜》中让他扮演了一个略怀恶意的赞美者的角色——奥斯瓦尔多·内维尔爵士，使他成了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永恒的亲英分子。
如果看一下贡斯当著作法文版本的流行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被公认为杰出的政治理论家，这本身并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贡斯当生前及身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以及他的后人和幸存者的忧虑，妨碍着公众接近他的作品和通信的许多内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贡斯当在经典大师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他的声誉主要来自他的文学贡献，收集在这里的政治学著作却极少被人评论。他死后一百五十多年，他的著作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法文版全集：最近在这个方面的举措应当归功于瑞士的学术基金，而不是由于法国人的倡议或者纪念活动。
贡斯当的著作之所以未能令人满意地介绍给广大法国读者，其原因显而易见。它们关系到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进行历史反省的性质及其对当时法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对此，人们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正如弗朗索瓦·富勒生动地指出的那样，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那次革命一直是法国政治争论中的一面镜子和不变的参照点。在现代法国历史的任何特定时刻，一谈到雅各宾和吉伦特，保王党人或热月党人，如果不按照某种流行的教条表明态度，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教条就是革命或改良，社会主义或天主教教义，帝国、公社或总统制共和国。
当1789年的一幕令人着迷地再现时，很难指望那种浓厚的意识形态气氛和庆典般的环境能为贡斯当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他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至少改变过一次立场——百日政变期间他从拿破仑的对头转而成为他的制宪顾问，这大概已经得到谅解；他始终在政治上坚持中庸之道，尽管有点缺乏魅力，也能够作为与众不同的“自由精神”而得到容忍。但是，他独特地将不可知论的悲观主义和对意识形态及真诚的世界主义的不信任集于一身，不可避免地使贡斯当在争取法兰西民族政治认同的竞争中处于边缘位置。
综观十九世纪，对贡斯当的研究仿佛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审判，他的拥护者对他造成的伤害与他的批评者相比，至少不相上下，他们撤消或篡改书面证据，试图断章取义地最终证实他的背叛行为，或者宣布他的忠诚无可争辩。甚至在圣伯夫时代结束以后，虽然理智的历史学家放弃了根据人们的个人怪癖或脾性进行政治论战的习惯，但在论及贡斯当时，却仍然使用要么非难要么辩解的语气，同时他的支持者也仍然竭力掩盖所有令人生疑的矛盾。
1945年以来，对贡斯当来说情况大为改观。战争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使得他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作的辩护再度焕发出生机。到更晚近的时候，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使他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他提醒人们小心那些革命套话设置的骗局，同时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贡斯当本人的怀疑情绪和摇摆不定，看来并不是个人思想变动不居的表现，而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痛苦现实和不确定的前景所作的理性反应。由于政治观点普遍发生了这种转变，结果，贡斯当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真正代表，这种自由主义不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时期那种头脑简单、完全功利化的意识形态，而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狡黠、世故、怀疑主义的版本，更能适应二十世纪后期的停滞和阴郁。
如果对贡斯当及其著作有更多的理解，那么更贴近地审视一下这一新景观就会证实，它与圣伯夫描写的病态的哈姆雷特式的怀疑论者同样矫揉造作，而且并没显得更有历史根据。贡斯当从作为“自由”、“个人权利”和“舆论”等等含混不清却又永垂不朽的价值观念的捍卫者，变成了某些当代民主主义者既困惑又软弱无力的善良愿望的象征，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更不用说改变这个世界了），但又执意维护自己的政治尊严。于是，用与人为善却毫无价值的老套子文过饰非，根据道听途说塑造预言家，至少在文献证据的范围内，竟使贡斯当的地位大为改观。当然有些损失是永远不可挽回了（比如他与斯塔尔夫人的通信，就被斯塔尔夫人的女儿阿尔勒蒂娜，即德·布罗伊公爵夫人毁掉，以维护母亲的体面）。但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贡斯当家族为洛桑档案馆增加了一些重要资料。埃迪内·霍夫曼在他论述贡斯当早期政治手稿的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贡斯当的思想发展以及他所关注的问题的更为清晰全面的景象。此外，近几年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新观点和新思路，也丰富了对1789年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和认识。
总起来说，大概除了他的同时代人之外，我们可能比过去的历史学家具备更好的条件去解读贡斯当：为我们的思想共鸣进行辩护，实质上应当是我们的一种特权。
“我1767年10月25日生于瑞士洛桑，出身于法国古老的亨利埃特·德·尚迪厄家族，他们由于宗教原因来到沃州地区寻求避难。父亲朱斯特·贡斯当·勒贝克是瑞士军队的一名上校，在荷兰服役。我的母亲在我出生八天后在产床上去世。”贡斯当在那部以“红皮笔记”著称的有名的自传体随笔中，以这样的独白开始叙述他的生平。洛桑已是一个拥有卓越的思想传统和一定文化成就的城镇，而贡斯当的家境比人们想像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一个富裕、稳定、有着旧式军人传统、朴实无华的外省贵族之家。贡斯当提到，来自母亲家族的加尔文主义是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当然他本人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主要由于母亲的早逝和父亲被迫长期飘泊异邦的职业，邦雅曼受到的教育有些杂乱无章。母亲去世后，先后有几位女性亲戚照看过他，然后是他父亲的年轻管家、主妇和后妻玛丽安娜，接着又是一连串家庭教师，对这些教师们令人厌恶的陋习，他留下了一些不那么可信却饶有趣味的记录。他十四岁那年，父亲决定为这个男孩子提供更为系统的教育，在1782年把他送到巴伐利亚的埃尔兰根大学。1783年求学牛津大学未果（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朱斯特把儿子送到爱丁堡大学，他在那里度过了接受最正规教育的两年。然后邦雅曼从爱丁堡被送往巴黎，住在老于世故的文人让·巴蒂斯特·絮阿尔家中，最后于1786年返回瑞士。他之所以栖无定所，主要原因是朱斯特对儿子的生活日益丧失控制能力。在无忧无虑的天性和活泼浪漫的想像力的引导下——或者说是误导下，邦雅曼毫无责任感地闯入了社会生活。他很快就积累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记录：一塌糊涂或者马到成功的桃色事件、赌债、私奔、决斗，甚至有过一两次很快就后悔的自杀尝试，幸运的是每一次都笨手拙脚。他在通信和作品中以坦率而自嘲的态度大量记载了这些冒险经历。
回到洛桑后，他那一直混乱不堪的生活第一次受到了具有镇定作用的影响，它来自小说家伊莎贝尔·德·夏里埃，《凯莉丝特》的作者，一位荷兰的大家闺秀，爱上了她兄弟们的瑞士籍家庭教师并与他结婚。几乎比邦雅曼年长三十岁的德·夏里埃夫人爱上了他，并且证明了在促进他的思想进步方面，比他父亲出钱提供的任何学校教育都成功得多。她在纳沙特尔附近科伦比埃的房子，成了邦雅曼最喜爱的庇护所，就在那里，他开始写作他毕生都未能完成的宗教史。1787年，由于受到德·夏里埃夫人不同凡响的观点的鼓励，他试图逃离父亲的权威，开始了一次冒险而又毫无目的的穿越英格兰之行，这次旅行很快就在他花完本来就不充足的积蓄后结束。最后，在1788年，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的朱斯特（他本人的地位和命运也因部队的一次兵变而受到威胁），帮他在不伦瑞克的小朝廷谋了个恃从的差使，邦雅曼在那里一直呆到1794年。
对贡斯当的一生来说，一个重要但有点荒谬的事实是，在戏剧性变化接踵而至的革命年代中，他竟然是在这个遥远而古老的德国小朝廷里度过的。当然，法国事件的隆隆回声也传到了他那里，他像其他抱有进步思想的旁观者一样，在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对它所产生的暴力的恐惧之间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