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夏收回来，很快就放了假。
暑假里我无所事事，整天和喜子呆在一起。虽说以前我对他有些看法，但那都是小孩子时候的事，还提那些干什么，现在我发现，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他爱看书，我也爱看书。我入不了红卫兵，他也不入红卫兵——他对此压根儿就没有兴趣。甚至说我：“你怎么老想入红卫兵呢？你奶的意思！你奶也是的，难道还没让红卫兵整够。”奶奶的意思谁也说不清。“但是，她总是为了我好，为了我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前途？”喜子不屑地说：“咱们毕业了就是去农村，能有什么前途！”如果真是这样，入不入红卫兵也就无所谓，红卫兵只能是比别人更快地去农村。可是奶奶总希望我在学校混出个人样，她在巷子也好抬起头来，而我觉得，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牵连。“唉，你奶也是让人整怕了，所以就希望你能有点出息。”“我入了红卫兵俺奶就不挨整了吗？”“你奶该挨整还照样挨整，并不会因为你是红卫兵就对你奶网开一面。”喜子的看法与我完全相同，要不，我怎么把他视为知音呢！
不过就我们毕业了是否全部去农村，我和他的看法还是有点不同。因为我们的上一届全部去了三线，而上上一届，一部分去了三线，一部分还进了工厂。“也许会有一小撮人留城，但绝不会轮到我们。”“这一撮人会是谁呢？”“谁知道会是谁，反正轮不到你我。”这我也相信，但是，“会不会是表现好的？”“表现好更应该去农村。不是经常说，共青团员红卫兵要带头吗？”是呀，那这一小撮人又会是谁呢？“现在操那份闲心干什么，过一天算一天，到时候再说。”是的，要珍惜现在的每一天！于是我说：“咱们去城外玩儿吧？”
天热得出奇。梆子井一到晚上家家门口都是一个个近乎****的肉体，街上又蒸发着一股臊臭的气息，时不时还有孙喜风那嘶哑的骂声，也就是这个时候最为安静，却又酷热得难耐。一到城外就不同了，浓荫遮蔽，凉风习习。城河边迎面扑来一阵阴凉，使人顿有脱尘忘俗之感。前几年我们常来这里，说是游泳，不过是泡泡，把那一身的暑热洗刷掉。
喜子早已在河里等我了，我脱了衣服扑进那渗凉的河里。有好久都没有这样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喜子问“咱们有多长时间不来这里了？”“大概有一两年吧。”“我记着自从银子的事情发生后就没来过。”这几年这里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先是银子跳河，接着是她爸跳城墙，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人，都在这里寻找到了归宿，仿佛这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的一条通道。喜子说：“死在这里的我们知道，没有死在这里的又有多少呢？”这谁也说不清。接着，他说了一件事。说有一个女人吊死在了这树上，人们解下她时，她的yin部已溃烂，警察据此判断是轮奸后自杀，最后还真的抓住了凶手，但供称，是****，然后又把她挂到了树上。这显然有悖常理，于是罪犯被正法。但过了好久发现，确是****。因为她早就有自杀的意图，原因吗，还是被强奸。她认识一个很走运的人，造反当了革委会主任，而她丈夫跟着造反却进了监狱。这个人就纠缠她，她不从，他就实施了暴力，并说她的男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万念俱灰，就走了极端。罪犯的家属得知真情后要求平反，公安局至今也没有答复。
“现在的冤案可太多了。”喜子讲完说道：“你就说银子吧，死得不明不白，你说她冤枉不冤枉。”我撩了一下水问：“你看她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很可能是他杀，银子干吗要自杀呢，就算小陈不要她了，她还可以找别人。再说，她还怀了小陈的娃，不正好要挟小陈吗。”“那你说，谁会害银子呢？”“这是公安局要干的事，我可说不清。”“会不会是小陈呢？”“小陈和银子能到那种程度，也不见得就不爱她，只不过……说不定事过境迁他们还会好的，银子的死小陈也很难过。”喜子的见解很深刻，这些都是我想不到的。我总认为，小陈嫌银子缠他，所以就……“不会，小陈干吗要杀银子呢？”“那他为啥不和银子结婚呢？”“银子他爷是反革命。”“反革命又咋了，银子又不是反革命。”“可人家小陈是工宣队长，怕影响他的前途。”“工宣队长有啥了不起的？”“不和你说了，你老认死理！”喜子指了一下我，不再说了。
已经在河里泡了几个小时，身上的暑热早已散去，倒觉得有一些渗凉的难耐了，可喜子仍望着头顶的蜻蜓不愿离去。蜻蜓在河面翩飞、嬉戏、追逐，快乐得就象聒噪的喜鹊，轻盈得就象春天的燕子。“看，蜻蜓也有爱情呢！”喜子指着头顶说。只见两只蜻蜓叠在了一起，在河面翩然飞过，就象双翼式飞机似的，看那样子它们至死也不会分离。“唉，人要是能象这样子就好了！”喜子大发感慨。我也觉得，就是昆虫的世界也比人类祥和，人类整天你争我斗的，也真不知是为了什么？我和三娃子斗了一整，丝毫也没有那种其乐无穷的感觉，而且三娃子似乎也觉得无聊得很——现在让他骂我他也不骂了，所以我就和喜子格外地要好。
西方天边云霞一片。回到梆子井，一个惊人的消息扑面而来！“小余死了，在菜地的窑洞里！”菜地西边有一道土崖，土崖下有几孔窑洞，原先是无家可归者的温室，现在野狗有时在里面栖身。小余怎么会死在那里呢？
小余这二年出落得更加水灵了。虽只有十八岁的年纪，身材却凹凸有致，俨然已是成熟的女人了。去年她中学毕了业，分配到西郊的一家厂子，早出晚归地上班，她怎么会跑到菜地去呢？但是小余确实是在菜地的窑洞里被害的。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邵主任和张风莲也忙着维持秩序。邵主任的脸红彤彤的，看来这件事对他震动不小。张风莲倒象是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在警察面前喋喋不休，也不知究竟在说些什么。人们都站得远远的观看。菜地里、土崖上，涌了不少的人。警察们忙来忙去，一个穿白大褂的警察，提着铝皮箱子进了窑洞。
很快，勘查结果就出来了：死者被强奸后捂死！这次倒是这么快就确定了死因，我为小余感到庆幸，但不免仍有一丝悲哀。小余自从和天财家发生了那件事后，一直沉默寡言、深居简出。她貌美如花却冷若冰霜，梆子井的人都叫她“冷美人”。她见了谁也不理，在巷子旁若无人地走过。她的世界只存在在她的心里，是丰富是苍白，谁也不知。总之，她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印象。那么今天，又是谁向她下了这样的毒手呢？
接着，被害时间也确定了，小余死于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这么晚，她到菜地去干什么？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小余对梆子井也和我一样地厌烦。她可能要上夜班，从他们院子后门出去，到四知村，穿行菜地，上土崖，再到西门。但也不能成立，深夜的梆子井谁还注意她呢？也许夏天的梆子井仍然令人厌烦！
正思忖间，忽见警察向我走来。“这帽子是你的吗？”他拿着一顶军帽问我：“你是叫XXX吗？”我应了一声，既承认我是XXX，同时也承认帽子是我的——帽子里写着我的名字，我能不承认吗。可是，这顶帽子三年前就丢失了，现在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呢？警察用一种犀利的目光看着我，好象要看透我的五脏六肺似的,心里如果有鬼在这种目光下是藏不住的。他的脸很黑，大约有二十七八的年纪。他看了我足足有五分种，如果不是张风莲来他也许就要这样一直看下去。
“就是这娃！”张风莲走上前指着我说：“这娃爱打架，前年跟俺三娃子……”“你现在提这些干啥呢？”邵主任也走上前说：“警察同志办案，你净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咋不相干呢！”“你能提一些与案情有关的情况吗？”黑脸警察结束了对我的注视问张风莲。“有关，我说的都有关！前年跟俺三娃子打架，前一晌还跟孙喜风打了一架……”“打架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咋能没关系呢，能打架也就能杀人。”“你怕是扯得太远了。”邵主任说：“你也不要说了，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警察同志，有啥事情你就问我，我是居委会主任。”邵主任拍了下自己，把这个任务主动承担了下来，却不想张风莲在旁揶揄地说：“嗳，今儿你咋变了个人？”黑脸警察并没有问邵主任却对我说：“既然这顶帽子是你的，你就和我们去局里一趟，把该说的问题说清楚。”我立即意识到，这顶帽子和案件有直接关系！但是这顶帽子……我想起来了，三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戴着叔叔寄来的军帽在街上招摇，忽然一阵旋风掠过，帽子就象被风刮走了，只觉得头皮一阵冰凉。而我看到的，是一个黑影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离去……
本来和我在一起的喜子一看情形不对立刻走了，我顿时有点慌乱起来，不明白眼前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而帽子又说明了什么？“走吧，到局里去一趟。”所有的警察都围了上来，我更加惶惑了。
“为啥要把俺娃带走呢，俺娃咋了？”奶奶跌跌撞撞地跑来，一脸的惊慌。一定是喜子报的信。他虽然胆小，做这种事却挺在行的。“他奶是个黑五类，他爷是大资本家！”在此之前，张风莲就一直向警察作着介绍，及至奶奶跑到面前她就向奶奶大喊：“你娃杀人了！”“他张妈你可不敢胡说，俺娃是和你三娃子打过架，可俺娃……”“你叫王玉娥吧？”黑脸警察向奶奶走过来。“这娃是你孙子？”“是我的外孙子。他妈他爸不在这儿，是我一手抓大的。”“你孙子有杀人嫌疑，当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局里审问。”“同志，俺娃不会杀人！你一定是弄错了，不信了你问一下！”奶奶在人群里慌忙地寻找，最后却失望地抓住了张风莲的胳膊：“他张妈，你给说一下吗。咱在一个巷子住着，都几十年了。俺毛毛跟你三娃子是从小耍大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甭拉我！”张风莲甩开奶奶说：“这天大的事我说有啥用呢，再说，你娃的帽子在人家小余的这儿呢！”她竟然向自己的yin部指了指。
奶奶一听帽子更急了。“帽子！啥帽子，俺娃的帽子咋能在小余的身上呢？”“那你问你娃去。”张风莲乜斜着眼说。黑脸警察拿着帽子对奶奶说：“就是这顶帽子，这是现场遗留的唯一物证，所以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局里审问，请你不要干扰公务。”奶奶虽然不懂这些程序，可也知道杀人是天大的事，她拉着他的手说：“去了好好问俺娃，俺这娃从小就胆小，他妈他爸也不在跟前……”“都能杀人还胆小，再胆大还不把——”张风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警察顶了回去：“请你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这时邵主任也走上前说：“去了警察问你啥你就说啥，不该说的也不要乱说。”奶奶立即拉住了他：“老邵，俺这娃你可了解，你给警察说说。”“没事，民警就是向他了解一下情况，明儿就回来了。”“还得等到明儿？”“得等到明儿。”邵主任平静地说。
太阳已经落山，天要黑了。西方天边那一片云霞更加斑斓，辉映得土崖一片金黄。这很象批斗奶奶的那个早晨，但现在却是黄昏。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到了黄昏，想起喜子讲的那个故事，我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俺娃还没吃饭呢！”刚出菜地，奶奶又磕磕绊绊地跑来，塞给我两个馍说：“你听邵主任的，去了警察问你啥你说啥……”“还给她娃底诉呢，”张风莲在旁讥诮地说：“这杀人的事情么，你躲了今儿还能躲过明儿。”“他张妈，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噢，俺娃啥时候杀人了？”“谁血口喷人了？你娃在巷子打架闹事谁不知道！现在你娃杀人了，你还想包庇呢？”“我说你就没一点水平！”邵主任用食指点着张风莲说：“民警还没说呢，你就先下结论了，你凭啥呢？”“帽子不是她娃的么？”“帽子的事情还没弄清呢，民警现在才回去问呀！”“我也跟你不多说，他娃杀人没杀人由人家民警定呢。”
张风莲最后这句话还算是有点水平。我也对警察抱着很大希望，我想既然小余被害的时间已经定了，那么只要证明我在这段时间没有去过菜地就行了，所以我坦然地和警察们到了公安局。但是警察们并没有马上审问，我被带进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迎面是那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侧面墙上有一些稍小的字：发挥无产阶级****的威力，打击一切犯罪活动！无产阶级****威力无穷，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你在这里呆一下，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也许吃饭去了，而我却没有吃饭的意思，我拿着奶奶塞给的两个馒头反复摩挲着。我不知道警察将要问我什么，我又将如何回答？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帽子是怎么到现场的？而这也正是我最大的疑惑，我甚至连它怎么被抢去也无法说清。只记得一天黑夜、一个黑影、一阵狂风，然后就无影无踪！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帽子离我三年，我实在说不清它的行踪，更想不到，它的结局竟会如此悲惨，而它的主人我的命运，也许……总归一切都说不清也想不来！
“想好了没有？”黑脸警察抹着嘴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姑娘，有二十左右，她穿着裙子，拿着笔和本子非常飘逸地走到了桌子旁，黑脸警察坐下，她也坐下，他们都非常冷峻地看着我。这种场面只是在电影里看过，特务和罪犯被带到这里，大多神色慌乱、左顾右盼，即便故作镇定，最终也敌不过无产阶级****的威力和侦察员的智慧，心理的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我现在有的也只是惶恐——我感到这种冷漠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现在可以开始了。”终于他对她说，于是她伏案记录。在问了姓名、年龄和学校后，黑脸警察冷不防说道：“把作案过程交代一下吧。”完全与我想象的不同，我如何回答呢？“听见了没有？把作案过程交代一下！”“我没有作案，怎么交代呢？”“你没有作案，你的帽子是怎么跑到现场的？”“三年前它就丢失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到现场的。”“是怎么丢失的？”“被人抢走的。”“谁抢走的？”“不知道，没有看清。”“怎么会没有看清？”“当时是个黑夜，那人又骑了一辆自行车。”“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个小伙子。”“有多大年龄？”“不太大，有十六七岁。”“你为什么不追赶？”“追赶不上，他骑得很快。”“你没有喊？”“喊也没用。”“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能有什么反应，我回家睡觉去了。”
“端正态度，回答问题！”黑脸警察突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我不明白，我的态度哪点不端正了，问题我也如实回答了。“你这个娃，极不老实！”他突然又一拍桌子：“你最初说帽子是丢失的，现在又说是被人抢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被人抢的！抢和丢失有什么区别？”“抢是强行被人剥夺，丢失是自然消失，怎么会没有区别呢？”他这句话令我折服，我对他大为钦佩，于是“端正态度”，认真回答问题。
“我问你，你的帽子具体是什么时候被抢的？”“三年前。”“具体点！”“六八年的冬天，大概快过年了。”“那么冷的，你跑到街上干什么？”“我叔叔给我寄来一顶军帽，我想炫耀一下。”“你叔叔是干什么的？”“成都军区的军官。”“具体是什么职务？”“不太清楚，可能是营长吧。”“他为什么要寄一顶军帽给你？”“当时大家都喜欢军帽，我就向叔叔要了。”“梆子井的孩子有几个有军帽的？”“没有几个。”“你说说。”我说了几个，有天财、勐子、喜子，还有大娃子和三娃子，他让那个姑娘一一记下了。
“梆子井谁和小余关系比较密切？”“小余整天不出门，没人和她关系密切。”“你怎么知道她整天不出门？”“我看她很少出门。”“你非常注意小余？”“我注意她什么？经常在街上走，很少见她。”“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大约三天前吧。”“那你怎么说很少见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你要如实交代问题。”“交代什么问题呢？”“交代什么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你说说小余是怎么被害的？”“我不知道。”“你是知情人，必须回答问题！”奇怪，我知什么情呢？
黑脸警察可能也觉得话问得有些唐突，换了一种口气：“谈谈你对此案的看法。”“我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小余挺悲惨的。”“梆子井和你一般大的孩子中，或者比你稍大的孩子中，谁有作风问题？”这我更加说不清了，只知道三噱和毛老三有作风问题，但他们都是大人，且年过半百。况且这样的问题，似乎也不该问我一个小孩子。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理。“象你这个年龄的人，正处在成人和孩子的边缘，可以干小孩子的事也可以干成人的事，而这，又全凭一时的兴致和冲动。过年时，你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学生把人打死了吗，他的年龄就和你差不多，他能打死人，你为什么就不能杀人呢？”现在我确实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这几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郭震安能打死人，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人呢？这也许就是张风莲口口声声说我杀了人的原因。所以他说：“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情况如实向我们提供，不是你杀的人有利于我们找到凶手，是你的话也有可能减轻你的罪责。你看，这不是写着‘坦白从宽’吗。”他指指头顶说。实际上那八个字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总之，对你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你现在只是一味说，不是你干的，可又提供不出任何有利于破案的情况，这又怎么能说明不是你干的呢？你必须拿出一个诚恳的态度来，我们才能相信你，你说是不是这回事？”“可我确实不知道谁害的小余。”“如果知道的话也就不必要在这里坐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把你请来，和你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说到这里，他看了一下表。“行了，今天的讯问就到这里。但是你必须清楚，”他指着我说：“你是目前唯一的嫌疑对象，在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前对你的审查不会结束！这一点，你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你下去好好想想。”
我被一个比我稍大的人带走了。他也没有穿警服，我想大概是公安局看大门之类的人吧？他把我带到一个黑房子前突然问我：“你小小个娃还敢做那种事噢，还居然杀了人。”把我推进去后，他就扒在那个唯一的窗口问：“喂，告诉我，干那种事是什么滋味？”怎么又是一个张文庆式的人物呢？背后没人形，人前却一副正经！
他把铁门牢牢地锁上了。铁门上透进来一方光亮，借着这方光亮我看清了屋里的一切。